2021年6月22日

華盛頓— 在上星期結束的這次七國集團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在努力與歐洲協調氣候控制措施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美國的環保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儘管七國集團峰會和其他世界領導人，對華盛頓彌補過去四年損失的努力和決心反應良好；但是環保團體對此次峰會氣候領域承諾缺乏具體性表示失望。

氣候變化專家認為，氣候變化是七國集團峰會的重中之重；因為拜登政府希望藉此表明，他領導下的美國將會認真對待氣候危機，努力通過雙邊和多邊合作，在國內和全球取得減緩氣候變化的進展。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 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項目高級研究員簡·中野（Jane Nakano）認為，參加七國集團峰會的其它各國領導人，對於美國決心彌補過去四年損失的努力反應良好。

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外交學院教授、環保學者夏竹麗（Judith Shapiro）對美國之音表示，環保團體和組織對此次七國峰會上氣候領域的承諾缺乏具體性表示失望；特別是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方面，因為這些國家在尋求從新冠病毒危機對經濟破壞中恢復過來時，必須找到化石燃料的替代品。

不過，中野並不認為這次峰會是一次失敗，因為這些問題需要各國在國內採取一些嚴肅的計劃和行動，以及與國際夥伴進行政策協商。

“支持國際承諾的聯邦計劃和行動，需要強有力的公開辯論和國內協商，而這正是美國聯邦政府過去四年無所作為所遺留下的問題；而本屆政府只存在了大約150天，”中野說。

中野同時指出，關於一些重要的問題，華盛頓與七國集團的伙伴們還沒有取得完全的一致，如國內煤電逐步淘汰的步伐，以及如何解決國際貿易中的碳洩漏（Carbon leakage）問題。

中野所說的“碳洩漏”是指，由於與氣候政策有關的成本原因，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排放限制較寬鬆的其它國家。這可能導致其總排放量增加。在某些能源密集型行業，碳洩漏的風險可能更高一些。

上星期結束的七國集團峰會發表公報說，七國承諾在不遲於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在截至2030年的20年中，將集體排放量減半；並且增加和改善氣候變化的融資；到2030年，保持或保護至少30%的土地和海洋。七國還承諾，通過支持綠色革命來保護地球，從而創造就業機會、減少碳排放，並努力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1.5度以內。

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竹麗說，儘管許多團體和人士批評七國峰會對氣候變化的承諾不夠具體；但令人鼓舞的是，此次七國峰會已經開始將公共衛生對策與綠色增長聯繫在一起了。

“為對抗中國的影響，七國集團對鐵路和風力發電等綠色項目的支持也一樣。這些舉措應該會增加中國對外投資和放貸的壓力，迫使中國停止支持燃煤電廠，使其通過國際活動對應對氣候變化有貢獻，”夏竹麗說。

北京NGO組織“公共衛生治理”（ Health Governance Initiative）執行主任、法律學者賈平認為，本次七國峰會雖然沒有任何重大突破，但是在應對中國的策略問題上，進一步夯實了基礎。

在賈平看來，在很大程度上，融資政策成了“槓桿”，也就是說，七國集團試圖以氣候變化議題為抓手，以融資為激勵機制，刺激富國以及發展中國家採取對沖中國的能源和基建政策。

賈平認為，本次七國集團峰會在幾個方面達成了一些共識：一是承諾本國不再使用煤炭，並不再資助關於煤炭的國際項目；二是對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進行了討論；三是在增加對發展中國家鐵路投資方面達成一致意見。

“但這些共識，幾乎都是圍繞中國展開：不使用煤炭是為了迫使中國也降低煤炭使用，而發展中國家鐵路融資則是為了對抗一帶一路倡議，”賈平說。

美中氣候變化合作的“啟動器”是什麼？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伊始便簽署行政命令，華盛頓重新加入了巴黎氣候變化協議。拜登政府透露出的信息表明，美國將以氣候合作為契機展開和重啟特朗普時期陷入40年低谷的美中關係。

儘管隨後美中兩國高級外交官在阿拉斯加的首次會晤，雙方公開譴責對方的各項政策；但是此次高層會晤後雙方表示，將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展開合作。

拜登總統的氣候變化特使克里4月份訪問上海，與其中國對口官員解振華舉行會談後，兩人曾發表聯合聲明說，美中兩國致力於相互合作並且與其它國家合作，加強對《巴黎協定》的執行。

關於美中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自克里上海之行和拜登與習近平舉行世界峰會以來，迄今一直停留於紙上談兵，而一直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國際社會關注，華盛頓與北京在氣候控制方面開展具體合作的“啟動器”（starter）是什麼？

氣候變化專家一般認為，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合作方面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繼續致力於氣候合作，而避免兩國在雙邊關係中所有的更棘手的問題沖淡或破壞美中氣候合作。

北京“公共衛生治理”執行主任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氣候變化在國家關係中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那麼很難想像其政策在短期內會從紙面上有效落實到現實中。

賈平說：“中美不妨可以探討全球'氣候變化技術基金'的創建，以此作為切入點，積極推動相關領域公共產品的供應，激勵私營部門創新，為技術轉讓和公正補償提供新的路徑，積極推動全球公民意識教育，果真如此，可謂善莫大焉。”

夏竹麗教授還是《中國走向綠色：陷入困境星球的強制環保主義》（China Goes Green: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一書的共同作者。

夏竹麗則認為，美中氣候合作啟動的最好的舉措是，美中兩國建立一個最高層的聯合工作團隊，在支持多層次的合作的同時，顯示舉措來自最高層。“這應該是一個極為富有成果的合作領域，有潛力讓大量的行動者參與；但只有當高層發出明確信號時，它才會起作用，”她說。

賈平對美國之音說，如果美國等富裕國家以此為契機，推動各國能源結構的健康化發展，那麼中國自然沒有理由不做正面的行動上的回應。

環保專家認為，氣候領域合作的例子有很多：分享技術和技術專長；討論短期和長期政策舉措；坦誠地討論各自國內的障礙和挑戰；支持學術交流和學生獎學金；支持雙向的與氣候有關的“考察訪學”；將氣候考慮納入其它環境問題，如生態系統恢復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等等。

“不幸的是，華盛頓那些主張美中競爭而不是氣候變化合作的人，目前的聲音似乎更加響亮，有些人傾向於認為可以將合作委託給非政府組織和其它國家層面以下的團體。 這造成了兩國的水平不匹配，因為對於中國來說，氣候變化顯然是一個北京控制的問題，”夏竹麗說。

發達國家應與欠發達國家合作承擔義務

過去幾十年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一直批評西方工業國家，稱正是由於富裕國家化石燃料使用量最多，才導致全球氣候變暖不斷惡化。

環保學者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前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富裕國家繼續將環境損害的代價轉移到較不發達國家。此外，國際貿易中的“碳洩漏”問題一直是一個無法徹底解決的棘手問題。出於本國氣候政策有關的成本的考量，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排放限制較寬鬆的其它國家。

它們或者通過採礦、木材貿易、過度捕撈、以及過度開採等活動對自然資源造成影響，或者將污染工業對環境的污染影響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是通過'回收'工業，使貧窮國家遭受電子產品有毒廢物的影響。這其中也包括，巨型船隻的退役和塑料工業等等。

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竹麗認為，富裕國家應該“先行一步”，大幅度減少碳排放，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和財政支持，以及在綠色建築和綠色建築規範等領域，分享專門知識以及生態系統恢復和能源效率，以及所有國家實現碳中和而需要的其它關鍵領域，提供最充分的支持。

華盛頓智庫CSIS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高級研究員中野表示，發達國家需要帶頭分享經驗教訓，並繼續堅持其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承諾，使其能夠通過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等渠道，兌現各自的氣候承諾。

北京法律學者賈平認為，富裕國家曾經承諾，在2009-2020年間，每年提供1000億美金氣候資金，但顯然沒有做到。富國應當在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綠色節能技術轉讓和專利方面，向發展中國家展現誠意，避免出現類似新冠病毒疫苗專利暫時豁免問題的爭議。發達國家不妨先成立相關技術的“專利池”，並嘗試開放對專利豁免的全球討論。

賈平說，富國現在要做的，是採取更為切實可行的政策，不僅要遵守承諾，向展中國家提供資金，還要保證資金分配的公正性，避免將資金當成資助一些“大棒”行動的“胡蘿蔔”。

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竹麗對美國之音說：“理想的情況是，富裕國家應承認，它們一個多世紀以來，從使用化石燃料中已經獲得了利益；因此應該對這一歷史遺產進行深刻的反思，採取具體和重大步驟，糾正這一全球範圍的不公正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