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12 日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6月12日發佈了其年度旗艦出版物《世界投資報告》。報告發現，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在2018年連續第三年下降，排除了美國稅收改革導致該國跨國公司從海外匯回收益這一短期原因之外，地緣政治局勢的不穩定、全球宏觀經濟低迷以及貿易戰等原因也導致了外國直接投資的下滑，而這些因素並不會在短期內消除，因此2019年外國直接投資的復蘇預計幅度並不顯著。 請聽聯合國新聞黃莉玲的報導。

根據《世界投資報告》，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量繼續下降，減少了13%，降至1.3萬億美元。這是全球直接投資連續第三年下降。

在於日內瓦舉行的發佈會上，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秘書長基圖伊對下降背後的原因進行了解釋。

基圖伊：“流入歐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降幅最大，下降了27%，為2004年以來的最大降幅。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美國的稅收改革導致的。英國的外資流入量也下降了36%。”

美國2017年底實施的稅改促使美國跨國企業在2018年前兩個季度將大量留存的海外收益匯回，導致發達國家中一些傳統外資吸收大國的外資流入出現了負增長。此外，部分主要外資吸收國加強了外資專案審查機制，將一些大型外資專案拒之門外，也減少了外資流入。

在全球前20大外資流入目的地中，發展中及轉型經濟體仍占一半。美國仍是最大的外資接受國，2018年外資流入達2520億美元；其次是中國，外資流入量為1390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總量的10%，外國投資者2018年在中國建立了6萬多家新公司。中國香港及新加坡分別在外資流入量上排名第3和第4位。

由於發展中經濟體外資流入的增長以及發達經濟體流入量大幅下降，發展中經濟體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上升到54%，創歷史新高。其中亞洲2018年吸收了全球39%的外國直接投資。

基圖伊：“發展中的亞洲是最大的接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地區，增長了4%。但更為重要的是，在2017年成績平平之後，發展中的亞洲的在資源型工業領域的綠地投資增加了一倍。”

2018年全球綠地投資（又稱新建投資）出現了反彈，同比增長41%，達9610億美元，但各地區很不均衡。大部分綠地投資發生在亞洲，但非洲的綠地投資也大幅增長了60%，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的綠地投資急劇下降。

基圖伊：“2018年流入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11%，非洲的主要經濟體如埃及和奈及利亞的外資流入並沒有顯著增長，相比之下，南非在投資低迷之後去年強勁反彈。同時，非洲的資訊和通信服務領域吸引了新的投資，例如在肯亞。”

就對外投資而言，2018年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大幅下降了40%，為5580億美元。美國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回流使美國的對外投資出現負的淨流出，導致美國未能進入全球20大對外投資經濟體名單。但歐洲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增長了11%，法國成為第三大投資來源國，2018年對外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2018年，發展中經濟體對外投資下降了10%,其中中國對外投資連續第二年下降。

今年的《世界投資報告》特別關注新一波的產業政策和日益激烈的國際投資競爭引發經濟特區“遍地開花”的局面。報告顯示， 全球的經濟特區從五年前的4000個增加到近5400個，還有500多個新的經濟特區正在籌建中。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秘書長基圖伊表示，經濟特區在經濟轉型、促進更多地參與全球價值鏈和產業升級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有許多經濟特區並未能吸引投資者，反而成為代價高昂的“失敗者”。

基圖伊：“超過一半的經濟特區不能說是成功的，它們並沒有實現設立之初預計的目標，這些經濟特區與國家經濟目標之間的連結沒有建立起來。”

報告還研究了各國如何加強了對外商投資進行的審查。例如，至少有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量56%的24個國家建立了專門的外國投資審查機制。這種審查最初是作為限制外國參與國防工業的一種手段，此後逐漸擴大到保護其他戰略性產業和關鍵基礎設施，現在則被用來保護被認為在新工業革命時代對國家競爭力至關重要的核心科技。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甯指出，對外國投資的限制性措施和法規也不斷增長。

詹曉寧：“外國直接投資的下降，更多的是由於政策所導致，而非經濟週期的原因。過去，我們看到經濟增長是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但去年有55個國家出臺了至少112項影響外國投資的政策措施，其中大部分措施仍然致力於自由化、促進和便利投資，但是對外國投資進行限制的措施大幅增加了，其比例達到了37%，這是自2003年以來最高的比例。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有大約5%到10%的措施是限制投資的，而現在這些措施超過了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這些措施是由主要的投資接收國引入的，也就是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還在便利和促進投資。儘管這樣，我們還是需要把這個現象放在歷史的背景下來看待，過去發達國家的投資制度是比較開放的，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制度沒有這麼自由和開放，現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重新平衡， 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邁向自由和開飯放，發達國家則在進行調整。”

詹曉寧表示，隨著美國稅改對美企海外收益回匯的影響逐漸減弱，預計2019年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將出現反彈。2018年宣佈的綠地專案的增長也表明跨國公司計畫擴大投資。但受投資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地緣政治因素影響， 201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預計將增長10%，總額約1.5 萬億美元，仍低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準。

詹曉寧：“就前景而言，我們預測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復蘇將是溫和的，也是非常脆弱的，這是由於一系列的風險因素，特別是政治不穩定因素，以及地緣政治的不可預測性。在私營部門，人們總是說，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是長期投資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