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6日
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常面臨自我審查的困境，擔心參加民主活動或相關討論會讓國內的家人被員警約談或受到騷擾，甚至受到迫害。中國當局將他們在國內的家人作為威脅的棋子，在海外華人群體中製造恐懼。
一年前的6月4日，剛從美國一所大學研究生畢業的滕子桓來到德克薩斯州奧斯丁的州議會，舉牌向來往的人們說明六四天安門事件。那天是星期天，他注意到一些華人面孔的人緊緊盯著他看，拍下他的照片。
滕子桓對美國之音說，秉持著自己只是說出實話、沒有做錯任何事的想法，他沒有蒙面或變裝，也不介意那些人的舉動。
一個星期後，滕子桓的微博和抖音號突然被永久封號，此前他沒有在上面發表過敏感內容。滕子桓的父母住在中國江蘇，他們接到警察局的電話，告訴他們有非常緊急的事情，必須立刻前往警局。
到了警察局，三名員警分別圍繞他的父母，檢查他們的手機。員警從父親的手機上查看滕子桓的朋友圈，接著向他們問話和做筆錄。員警對他們說，兒子受到海外組織的蠱惑，在美國參加了反華活動，受到愛國留學生的舉報。
滕子桓感到很困惑，員警口中所謂的反華組織，實際上是他一人發起、一人進行的六四舉牌行動。他沒有受到任何人的鼓動，只是想說出真相。自己甚至不在中國，為什麼不能說？難道這裡也在中國管轄範圍？
中國製造恐懼噤聲海外華人
國際特赦組織5月發佈的一份報告說，北美和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在抗議現場和網上受到監視；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常因為子女的海外活動而被警方鎖定和恐嚇。
國際特赦組織中國部主任莎拉·布魯克斯(Sarah Brooks)對美國之音說，這些留學生通常並不高調，也不是新聞人物。他們可能只是自發性地參加了一場六四紀念活動，或張貼了聲援白紙運動的海報。
留學生在中國的家庭成員有成為被報復對象的風險，可能正是因為在歐美自由國家，中國政府實際上對持不同政見者發表意見沒轍，因為在海外，他們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
布魯克斯說，中國政府對留學生父母施壓，要求他們勸說孩子停止參加任何形式的爭取權益的活動，否則父母可能面臨針對行動自由的威脅，包括不允許他們離開中國去探望自己的孩子，還可能遇到工作環境的刁難和失去養老金的風險。
滕子桓得知父母被盯上時很詫異，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名平凡的留學生而非活動人士，父母卻受到員警部門警告，還被社區管理委員會納入監視名單。況且，他在國外做了什麼，與人在中國的父母有何關聯？
員警問訊時對滕子桓的母親說，如果兒子繼續在境外從事反華活動，“我們也會對你們有相應的措施”。
他的母親不可置信地回復說，自己也是聽員警說孩子有所謂不當行為，都還沒來得及和孩子證實，“即使有什麼行為，孩子也已年滿18歲，他對他自己的行為負責。你們（員警）找我們家長談話，我們也會配合公安部門對孩子進行勸誡。但一人做事一人當，中國也是法治社會，你們不能因為你們認為孩子有錯，然後對家長採取措施，”她對員警說。
滕子桓的父親也覺得不論孩子在國外做了什麼，回頭被秋後算帳的卻是父母，簡直莫名其妙。他對員警說：“我們已經三年多沒有跟他見面了，他也是二十多歲的成年人了，有的事他也不一定每樣都跟我們講，我們確實不知道。”
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鋒鎖對美國之音說，中共通過騷擾異議人士的家人，低成本地達到控制海外華人言行的目的。中共實際上是以製造恐懼的方式讓留學生自我噤聲。
他說：“大部分的人到目前為止都很害怕，說起這個事情談虎色變、自我審查，中共基本上很成功地將這種恐懼植入了絕大部分人的心中，這樣中共可以用很小的成本來達到一個非常大的控制，主要的目標就是讓人們畫地為牢，不管你在什麼樣的自由國家，都像在中國一樣。”
威脅事件若是出現在美國，結果會截然不同。2022年就讀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的中國留學生吳嘯雷跟蹤和騷擾在校園裡張貼民主活動海報的另一名中國女學生，被判處9個月監禁，並將在刑滿後被驅逐出境。
在美國對留學生進行威脅的成本太高，而且伴隨法律制裁，中國當局轉而將他們在國內的家人作為威脅的棋子。
周鋒鎖說：“（中國當局）最終靠的是這種恐懼，靠的是人們不敢碰這個紅線，如果有很多人來碰這個紅線，可能這個事情到最後就沒那麼可怕，因為畢竟中共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他指出，在美國公開參加紀念六四等民主活動的華人還是極少數，大多數人因為中共的監控和製造的恐懼而噤若寒蟬。周鋒鎖說，中共憑藉這種恐懼來低成本地控制海外華人的言行，一旦更多人看穿他們的手段並跨越紅線，會發現其實嚇唬成分居多。
“這是一個不應該有的現象，比方說在美國有充分的結社、自由言論的自由。中共就是通過限制回國、騷擾家人等等造成人們的恐慌。大部分時候，其實如果更多的人忽略這個，那就無所謂了,”周鋒鎖說。
看穿嚇唬手段後挺身而出
員警在對滕子桓父母的問話中，一再警告滕子桓是個中國人，以後總歸要回中國，他在“敏感日子”舉牌、被騙加入“反華組織”的這些行為，對他歸國後的工作生活會非常不利。
滕子桓對美國之音說，在父母告知他有關警方的約談後，有一段時間他確實感到非常害怕，甚至不敢去超市買菜，擔心有不明人士對他說：不要忘記你還有父母在國內。
不過，後來除了一名走線客在路上認出他，稱讚了他的勇敢以外，沒有遇到任何陌生人上前搭話或可疑事件。也就是說，中國當局在國內嚇唬了他的父母，但對身在美國的他本人，實際上不敢輕舉妄動。而看到美國政府對吳嘯雷的處理和裁決，更對他起了安心的作用。
滕子桓認為，在法治的美國，他有更多空間說出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當局對留學生能造成的威脅也相對有限。“因為畢竟相隔了幾千公里，它（中共）不能夠像在中國一樣直接在美國實行它那一套制度，”他說。
國際特赦的布魯克斯認為，中國留學生任何形式的異議都被中國政府視為對當局的威脅，而中國域外適用的法律、鼓勵舉報的熱線電話，以及過去十年在其境內針對人權活動人士的各種侵犯和騷擾行為沒有受到懲罰，這些因素都加深了留學生心中的恐懼，擔心表達個人意見會帶來危險。
她指出，實際上中國政府對留學生造成的威脅和傷害很大程度是精神上的。他們經歷自我審查，擔心有人得知他們參與了人權方面的討論，因而生活在焦慮和恐懼之中，心理健康受到非常有害的影響。“中國政府應該停止這種騷擾，讓這些學生自由無懼地學習，”她說。
滕子桓的父母作為創業家，尚未因為這起事件遇到來自工作環境的挑戰以及有關養老金的威脅。他的母親認為這件事情造成的影響，將使他們夫婦在社區成為“這一方面的典型人物”。
“以後我們就是居委會、派出所、網格員等關注的物件了，敏感的日子會特別關注我們，身邊的積極分子也會關注我們的言行，會定期向上面彙報，”她對員警說。
這起事件之後，滕子桓說出真相的信念沒有動搖。在看穿中共製造的恐懼後，他的心意更加堅定。
“我來自於一個獨裁國家，然後當我來到一個民主國家以後，我當然很珍惜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但是這幾年我看到我的國家、一個獨裁的政體，嘗試去改變一些民主國家的體制，像是美國和臺灣，這是我不能容忍的，”他說。
滕子桓說，自己身在民主國家，擁有讓公眾知道真相和表達意見的權利。但每個人應視情況量力而為，身在中國的人就不建議像他一樣實名出來反抗。重要的是在安全的情況下，堅持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不要被國家機器製造的恐懼嚇阻。
周鋒鎖認為即使在自由國家，絕大部分中國人目前還是被中國當局嚇唬住了，而現代的科技和經貿的聯繫讓中共可以在海外比以往更有效地控制海外華人的思想言論。這是目前面臨的人質困境，海外華人需要更多克服這種恐懼，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