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3日
中國交通部長江航務管理局日前下發通知，強調食用油的水運要“專船專運”、“嚴禁混裝”。一個多月前，媒體披露了未經清洗的油罐車運輸食用油的醜聞，一個多月後，承諾徹查的中國國務院食安辦仍然沒有公佈調查結果。
有觀察人士稱，中國食品行業的從業者遵守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是最起碼的職業和道德標準，而不打折扣地確保食品、食物在他們經手的環節是安全的，實際上是對人品、人心、人性的考驗。但是在整個食品供應鏈中，尤其是底層從業者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性及其道德屬性被嚴重扭曲，頻發貽害消費者和整個社會的食安事件也就不足為奇。
長江航務管理局日前印發的《長航局關於進一步加強長江幹線植物油水路運輸監管的通知》要求，全面梳理並建立涉及植物油運輸的基本資訊清單，引導航運企業實行植物油“專船專運”，保障植物油水路運輸服務品質和運輸安全。
這個通知還提出嚴查超範圍經營。對不具備植物油運輸經營資質、技術條件的船舶申報一律不予許可。
在中儲糧“罐車運輸油罐混用”的醜聞被媒體報導一個多月後，承諾要對此進行徹查的中國國務院食安辦，儘管曾高調宣佈要組織有關部門召開專題會議研究，成立聯合調查組徹查食用油罐車運輸環節有關問題，但是迄今為止仍未見當局公佈的調查處置結果。
實際上，中國規範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並不少，如《食品安全法》、《糧食品質安全監管辦法》，以及《食用植物油散裝運輸規範》等，但是往往得不到監管者的有力執行和從業者的嚴格遵守。此外，中國各級部門的掌權者、職能部門官員的怠忽職守、瀆職乃至腐敗，致使明文規定的法律法規最後常常落得個一紙空文，屢屢發生嚴重的食安事件也就不足為奇。
經濟利益驅使
旅居美國加州的政論家和獨立學者吳祚來以運煤油的油罐車，不經清洗清潔，就運食用油的混運醜聞為例說，這主要歸咎於經濟利益，企業利潤，法律監管不到位，有法不依。他不認為“專船專運”、“嚴禁混裝”規定能夠有效地實施和執行。
他對美國之音說：“最大的問題，根本的原因就是降低成本，因為這是在謀求自己的職業生存，如果不這樣做，這個職業就無法生存。此外，有關部門的監管也是眼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然的話，如果他們嚴厲地來管束，可能就沒人運輸了，因此，他們只能無法幹預，這也就成為一個行業的潛規則。”
居住在美國馬裡蘭州的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認為，在食品的供應鏈環節，最主要的利潤都被中國政府這個大黑手操控，在他們全盤操盤下，大部分的利潤、利稅和剩餘價值都被所謂的打著國有旗號的少數權貴們所佔有，他們拿走了整個食品加工產業鏈的最大頭，因此導致中國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底層人的空間太小了。
趙蘭健對美國之音說：“最底層的人，勞工階層在這裡面有微弱的生活空間，這種微弱的生活空間擠壓下，很可能會造成整個行業的反彈，這些反彈就是操作的工人憎恨這個社會，他們生活太壓抑了，就會在這些要害的環節去實施一些洩憤的行為，甚至是一個睜眼睛閉眼睛的行為。”
趙蘭健分析，中國底層人空間太小的原因是由於這種社會制度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他說，中國層層的收購體系、限制體系、稅金體系，那些龐大的政府黑手把供應鏈最底層從業者的利潤都已榨幹。例如，像蒙牛和伊利這種帶著血腥的這種國企把乳製品整個行業，包括奶農的利潤，都已經壓榨到零。因此，一些奶農才會想歪招，往牛奶裡摻放三聚氰胺，“這些歪招的存在是由於生活所迫，是底層人民的生活所迫”。
人性道德的敗壞
不管是工業材料污染食用油運輸車船，還是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質，這種情況可以長期持續下去，而且百禁不止，整個生產和供應鏈中瞭解這種情況的人並不少，包括企業高層和政府官員在內，但是基本上都是醜聞爆發以後才得以制止，很少有企業內部自我糾錯的情形發生。任由有毒物質進入人的食物鏈，這麼多經手的人良心何在？
趙蘭健認為，不僅生意、生活、生存所迫導致食品供應鏈中尤其是下游從業者和階層不惜要逾越甚至踐踏法律法規的底線，職能部門，特別是手中握有權力官員的瀆職，甚至是明目張膽的各種名目的腐敗，更迫使下游從業者和階層做出有違道德、良心、甚至人性的事情。
“我認為這個良心的，就是他個人的因素，包括他的信仰的因素和他的道德的因素，都是在於中國社會制度的層層盤剝的打壓下而淪喪的。要是中國的社會制度不這麼殘酷，他們就會萌生自然狀態的那種人性本善。中國的人性之所被扭曲是由於制度的殘酷性、社會制度的殘酷性，壓力太大了。”
趙蘭健還說，因職務犯罪而暴富起來的中共官員，以及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公導致的貧富兩極，更加重了人們心裡的不平衡，一些人在失衡的狀態下，就會產生心理扭曲，而這種心理扭曲，就會造成良心和人性的喪失，產生對社會的報復。
獨立學者吳祚來從人性與社會屬性的角度對當代中國的人性與半個多世紀之前的人性做了比較。他舉例說，以前在農村的時候，一個熟人社會裡，從沒有人敢違背天理良心去做事兒，因為他家住在哪兒，他的信譽，決定他在這個小的熟人共同體裡面的一切。他如果做喪失人性的事兒，危害別人安全的事兒，很可能會立即就會遭到報復，或者報應，這種道德民風在當時的傳統社會很普遍。
“所以這個世道，決定人心。什麼是世道呢？就是社會法律、規則。中國現在大面積出現這些問題，使這個社會規則、體制、制度、使這個人性的惡，被縱容了，得不到追究了，而且受到掩蓋了。你比如說這個洗油罐必須要有洗油罐的那個證，你這個油罐是不是洗過了，那就會有人給你提供一個證，花一千塊錢、兩千塊錢買這樣一個證，形成了一個產業鏈。這是世道決定的，世道決定了人心。”
吳祚來說，五六十年代的父母一輩，他們民國時期受傳統教育，講天理良心。他引用他祖母常說的一句話，“抬頭三尺有神明”，人如果做壞事會受到報應的。他說，這些人在道德方面有信仰，有一種絕對的力量，他們的道德底線和道德良心不同于文革一代長大的人。現在這一代人在市場環境中，陌生人社會中成長，又受了唯物主義的教育，在生存的壓力下，變得無所顧忌。
食安事件頻發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過去的25年裡，中國就發生了約20起重大的食安事件，不僅讓平民百姓和消費者震驚不已，也讓自詡制度優越的中共當局顏面喪盡。例如，導致近500人食物中毒的2002年的廣東河源瘦肉精事件；造成12個嬰兒死亡，200多嬰兒患上重度營養不良綜合症的2004年的“大頭娃娃”毒奶粉事件；而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特大嚴重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累計報告的患兒人數達30萬。此外，還有2005年的蘇丹紅事件；2010年的地溝油事件；2012年的明膠優酪乳事件；2024年的梅菜扣肉事件等。
每當發生重大食安事件之後，中共有關部門都會表態要徹查，對違法企業和相關責任人依法嚴懲、絕不姑息。但是，一旦風聲過去，一切照舊，直到下一個“XXX食安事件”的爆發，周而復始，循環往復。
獨立學者吳祚來說，解決和減少中國食安事件的頻發，需要法律的獨立，媒體的自由，以及制度的設計和監管。他說，食安事件直接影響著中國社會的風氣、人心、人性。他認為，中國還要在制度建設，甚至更高的政治層面上去解決問題，“上面的問題如果不解決，下面的問題還會以別的方式，層出不窮。”
吳祚來認為，中國還應當汲取西方社會教會對人們進行的道德的教化，讓人們的道德標準到達遠遠超出法律的基本底線。
媒體人趙蘭健認為，要減少甚至杜絕食安事件，兩個因素必不可少，只要有一項能被中國政府所接受，可能就會有很大的改觀。其一是，必須要資訊透明。他說，中國的每一次食安事件，其實都是以政府的草率打壓收場而結束。這種資訊不透明是對當事人的不公平，也會製造整個社會的恐慌。
此外，趙蘭健說，對於食品安全這種事件，要制定終身追責制。他說，中國關於食品安全的處置問題，政府的行政處罰權，包括黨政系統的內部處理權，優先於刑法處罰，行政系統過多的介入，會以黨政的處分代替司法處罰。他說，中國獨有的這種現象，也是中國所有食品安全問題不斷重複發生的背後總的原因，因為對相應的責任人沒有一個最終的懲罰機制，犯罪的成本太低，懲罰的成本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