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8日
9月，中國大學新的學年又開始了，幾百萬新大學生入學了。在這同時，中國的高考公平問題再次成為人們的話題。
專家對美國之音說，高考制度存在地域歧視，對居住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皇親國戚”有更多優待，戶籍制度限制人們自由流動和考生的發展，是造成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知名大學大多集中于富裕地區，在高考名額分配限制下，欠發達省份的孩子進入精英大學的難度更大。美國南卡大學商學院講席教授謝田在遼寧省丹東出生長大，1980年考進北京大學，全遼寧省當年只有幾十個配額。進了北大後，他和來自各省各市的同學們聊起高考分數，發現大家的分數都很接近，唯獨北京的同學例外。
謝田說：“家在北京的學生，他們分數比我們低得非常非常多，多到我們簡直覺得不可思議，有點憤怒了。我們要費很多很大勁兒才能進來，他們實際上很容易就進來了，他們那個分數要是在其他省份的話，絕對不可能上北大。”
“高考制度肯定是有地域歧視的，”謝田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是真正全面開放，按分數來的話，福建廣東江浙這些地方的考生可能會占相當大的份額，而北京當地的一些學生可能就沒有希望了。”
高考制度優待一線城市的“皇親國戚”？
謝田說，中國的高考制度顯然存在地域上的不公平。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或省級省會城市享有的福利和教育資源是三四線城市難以想像的，自己過去在丹東的教育資源和發達地區相比“差得太多了”，不同地區學生的品質和教育水準有很大區別。此外，發達省份擁有更多好大學，這些學校又為本地生保留大量名額，其他省份的考生只能擠破頭爭奪各省分配到的稀少名額。而在開學後，本地生和外地尖子生之間的程度立見高下，在學習程度上有落差。
謝田指出，中國官方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的照顧明顯較多。這些地方有更多共產黨高官子弟，他們以較低的分數進入北大清華，甚至在過去還能利用家庭優勢保送。當年在北大就有許多保送入學的紅二代，學期成績明顯落後於來自其他省份的學生。
而現在由於名額分配制度，大城市的“皇親國戚”也相對容易上好學校，共產黨實際上在加大階級之間的差距。相反的，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但由於沒有城市戶口，他們的孩子不被認為是當地的人，子女的教育、入學入託都成為問題。
“實際上中共內部的等級制度是非常嚴重的，從中共建政到現在一直做得非常完善，號稱是共產主義均貧富，實際上更加清晰地把人區別成三六九等，並且每一級的工資待遇、福利、退休金、醫療保險都非常不同。戶籍制度維持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也非常嚴重，”謝田說。
高考名額分配的爭議實際上與戶籍制度有關，謝田表示，如果要在全國範圍內以成績擇優錄取，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戶籍制度，這是中共所不樂見的。“中共當時為了控制人民，尤其是控制農民，然後也控制人口的流動，使用了非常惡劣的戶籍制度，中國的歷代王朝中都沒有這樣的限制。
戶籍制度便於他的統治監控，按縣按區把人劃分固定，等於是畫地為牢，”他說，高考按照地區來分配錄取名額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為了維護政權的統治，通過戶籍把人們固定在所在地，不給人們自由遷徙和流動的空間。
“北京上海集中了大量的教學資源，而它又不完全開放全國範圍內自由競爭，這對大學來說也不是好的，它沒辦法拿到最優秀的人才，”謝田說。
獨立時評人鄭旭光對美國之音說，高考名額分配制度和重點大學分佈不均，實際上是針對經濟效益和政治的歧視。例如在北京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學校，其直接領導者是中央政府，他們的子弟居住在北京市，自然要給北京市相當的名額照顧職工子弟。
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種觀點認為城市的孩子比農村孩子更聰明，大城市的孩子比小地方的孩子更有見識，前途發展也更好，儘管聽上去類似於狡辯，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2001年，三名山東青島考生起訴中國教育部，控訴高考全國試題相同但各地錄取分數線不同是“教育歧視”，例如北京重點本科的的錄取分數線為454分，然而這三名考生所在的山東省分數線卻是580分，原因正是中國針對各省市高校招生數量的名額分配制度，導致一所學校錄取的分數線可能相差一兩百分。最高人民法院最終以訴訟流程“不合規”為由不受理此案。
這起事件後，2002年起，許多省份開始採取高考單獨命題，不再是全國共用一份考題。鄭旭光表示，各省獨立命題的做法對公平性毫無改變，目的只是為了減少人們過去對於分數線差異的明顯觀感。
各個高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人數已經確定，那麼不論是哪一份考題，每年能進到這些大學的學生都是定數，區別只在於各省單獨命題後，外界就沒辦法在全國範圍內比較分數線。
“各自出題你就沒法攻擊了，把這個攻擊點就消滅掉了。但實際上並不增加公平性，因為各個高校在各個地區的名額並不因此增加或者減少。各地出題主要是為了避免引起地域上的爭吵，”鄭旭光說。
農村孩子的難題
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SCCEI)聯席主任李宏彬1972年出生于吉林，他說，自己小時候根本沒想過要讀大學，周圍也沒有這樣的風氣，當時中國對高等教育的看法和現在有很大差距。
“我出生在文革期間，那時候中國基本上沒什麼教育。然後我1978年上了小學，中國剛剛恢復教育。所以我讀書那時候，學校裡老師都沒有，因為文革十年沒有大學生，中國沒人從事教育，”李宏彬對美國之音說，“那時候最好的工作並不是讀大學找工作，最好的工作都是去一個好的國有企業，去一個廠裡工作，接父母的班，這是那代年輕人小時候的理想。”。
在李宏彬長大的七十年代，中國收入分配的差距開始變大，社會對教育的觀感逐漸改變，大學教育變得越來越重要。他說，在以前的國有企業，讀不讀大學收入沒有差別，後來讀書的人和不讀書的人收入差距慢慢變大，這種現象激勵了讀書風氣，因為“讀書有好處”，會讓收入和生活水準提高。一直持續到今天，城市的孩子基本預期都要上大學，農村可能一半人上大學，而在貧困地區比例更為懸殊，人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貧困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受教育不均，李宏彬表示，家庭觀念是最大因素，從小父母對孩子的教育以及給孩子的預期，都會影響孩子受教育的情況。學校環境也是重要原因，李宏彬剛從一個中國貧困農村考察回來，當地新建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小學，然而裡頭沒有師資。
這些貧困地區的學校硬體設施其實不差，困難的是聘請好的老師。貧困地區留不住好的老師，他們在城市裡有更多機會，造成農村學校硬體很好但軟體不佳的約束條件。
農村家庭的經濟條件也是一個原因，對農村孩子來說，讀書的成本不低，但是預期的收益可能很低，這些家庭自然不願意在教育上投資。相對來說，城市的富裕家庭重視教育，家長除了選擇好學校，還願意在課外輔導上花費很多時間和投資。即使中國當局自2021年實施了打擊補習機構的“雙減政策”，這種輔導轉變為以零散形式出現的家教模式，價格也因為變成很多小的單位而提高。這種情況下，精英家庭仍處於優勢。
獨立時評人鄭旭光說，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是所處環境最卷的一群人，家長為他們請家教和報名培訓，一定要孩子上大學。窮寒家庭對孩子則沒有那麼多期待，如果表現並非特別出色，不如早點就業掙錢。不同階層的家長在價值觀上有根本的不同，子女的未來因而走上不一樣的道路。
放開戶籍制度以解決高考爭議難度大
中國的精英大學集中在富裕地區，大多位於沿海城市。2016年，中國教育部試圖安排14萬錄取名額給貧困地區考生，大約占考生總數的6.5%。由於要求學校減少本地招生以騰出名額，引發了城市裡家長的抗議。
中國教育部直屬的76所高校中，北京占25所，上海8所，江蘇和湖北皆為7所，陝西5所，四川4所。人口約一億人的河南則一所都無。這些高校傾向於對本地生開放更多名額，北京高校本地招生比例約為10%，但由於好大學眾多，足以滿足當地學生需求。上海、江蘇和湖北的本地生比例也接近45%。
斯坦福大學的李宏彬說，高考錄取名額分配的問題非常難解決，因為規則已定，任何調整都會是零和遊戲。重新分配名額固然有助於提升貧困地區教育水準，但同時也影響其他省份的利益，而且大學的資金來源很多來自本地的財政和稅收。
李宏彬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問題的一個解決方式，有沒有可能逐漸放開戶籍政策，讓考生可以跨省去參加高考，農村孩子更容易進城去讀書，或者全國統一高考。當然這很難在短期內解決，需要很長時間，這個政策本身也會改變利益。”
獨立時評人鄭旭光表示，在中國，貧富差距和地區差異同時存在。在“山河四省”——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高校資源非常少，有些省人口卻將近一億，這些考生的機會比發達省份的考生要少很多。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家庭成為“高考移民”，為了讓孩子進入精英大學，遷移到招收分比較低的地區。但大部分家庭很難採取這種做法，而一旦調整高考制度將會改變現有的利益格局，中國當局不會願意得罪城市和富裕地區的家長。
另一方面，優秀的教師大多不願意去到農村，鄭旭光認為如果要講求教育公平，國家需要拿出更多的資金，突出貧困地區的教育，作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並且取消戶籍政策，讓欠發達地區的孩子有機會將戶口遷到教育資源比較好的地區。
“中國政府收了那麼多的錢進行轉移支付，就應該對中西部落後或窮困地區優先投入教育，而且要比東部實際的教育投入更高，才能夠達到教育平等。只能由中央政府來掏這個錢，對於大學培養精英和提升全民基本素質來講，不能用刀下見菜的市場原則來進行，”鄭旭光說。
中國從科舉到現在的高考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周圍國家如韓國的競爭也極其激烈，
李宏彬說，中國面臨的問題是若改動高考制度，一時之間也提不出更好的可行方案。但這個制度走到極端可能造成階級固化，富裕階層永遠富裕，貧困家庭也繼續複製上一代的條件。
最後還是回歸到收入分配問題，在歐洲、日本情況相對好一些，他舉例，日本一個大學教授和一個卡車司機的工資雖有差異但不是太大，但到了中國和美國差異卻相當懸殊。由於存在工作收入的差距，如果通過上大學能改變差距，人們會非常願意努力投資於大學教育，這樣的情況下，有資源和資源稀缺的家庭結果就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