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網路截取

2022年12月6日

近兩週以來，台灣民眾組織了小規模的集會，聲援中國全國范圍內的反“清零”封控政策的抗議，這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范圍最大的公民抗議活動。

約100到200人參加了在台北自由廣場和國立台灣大學的集會，其中多數是學生，但也有政治意識較強烈的民進黨成員、支持台灣獨立的活動人士以及那些與香港、西藏和中國邊遠西部少數民族維吾爾人有聯繫的人士。

對於組織者和參加者來說，集會的主題大多集中在中國嚴厲“清零”政策下受到侵犯的普世人權與民主。活動組織者、大學生林庭妤(Angelina Lin)指出，週日在自由廣場的集會重在顯示世界上每一個公民都享有人權。

這些集會的參與人數和包括烏克蘭戰爭在內的其他議題的集會人數大致相當，但是大大低於2019年夏季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當時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台灣民眾參加。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研究台灣政治運動的助理教授南樂(Lev Nachman)說：“政黨和最著名的活動人士都表達了聲援，甚至有(前執政黨)國民黨的成員，包括前國民黨主席江啟臣，當然還有(總統)蔡英文。 這讓人想起香港，當時各個黨派都表達了對抗議活動的團結和支持。”

他表示，把支持轉換為實際的集會變得更加複雜了。南樂說：“政黨層面上的支持不一定會向下滲透，轉變為公民社會的支持。就像香港的抗議一樣，我預計台灣的聲援抗議也會千差萬別，但我也預計至少會有相當大片的公民社會表達強烈支持。”

他說，這次的支持聲浪比較低的一個原因可能是，自從民主化進程以來台灣人身份認同的上升，這種身份認同認為，中國和台灣儘管有深厚的文化、語言和歷史淵源，但兩邊各走各的路。

1940年代末中國內戰結束，統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敗退到台灣後，台灣保持著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幾十年來，台北曾聲稱代表整個中國，甚至在1945年至1971年期間擁有聯合國的席位，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了聯合國席位，台灣失去了代表權。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台灣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正處於一黨統治的最後時日，同時面對國內要求民主的抗議活動。當時，國民黨將天安門示威活動描繪成一場全中國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

這一次，民主台灣時代的國民黨發出的官方訊息是，他們支持“自由和人權”，並呼籲北京“正視民意，傾聽、重視人民需求”。

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政治學教授特雷莎·賴特(Teresa Wright)表示，這種語氣的變化是由於台灣在過去30年裡發生的變化，台灣已從“準威權”政權轉變為一個成熟的民主政權。

她說：“在1989年，中國共產黨是國民黨的敵人，所以中國的任何動盪都受到歡迎，並被視為證明了共產主義的失敗和國民黨領導的製度的優越性——暗示國民黨領導的政治制度理應成為全中國的政治領導。”她還表示，隨著國民黨與北京關係的發展，這些年來國民黨“試圖小心行事”。

與中國大陸抗議活動的距離也可能來自於信息的分享方式，最近示威活動的消息主要是通過社交媒體的帖子分享的，這些帖子設法繞過了中國的“防火長城”，最終出現在推特(Twitter)和Instagram上。

相比之下，香港2019年的抗議當時有國際媒體的實時報導，也沒有任何限制。即使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也讓台灣人感到距離更近，因為當時他們自己也在經歷要求政治解放的抗議運動。台灣學生舉行了約2000人的聲援遊行，並且在1989年6月3日晚同大陸的抗議學生通了電話，就在中國當局向學生開火的幾小時前。

民進黨連江縣黨部主任委員李問(Wen Lii)在周日自由廣場的機會上發言，他說台灣民眾可能把他們的支持大部分從現實中轉移到了網上，台灣當地媒體在網上大量報導了此次反“清零”抗議。

他告訴美國之音(VOA)：“我注意到很多媒體報導。我認為人們注意到了這是1989年學運後30多年以來首次中國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抗議。這本身就是意義重大的。”

儘管台灣對大陸抗議的回應的規模有限，但是在台北的中國大陸研究生萊斯利(Leslie)依然對此表示歡迎，她在周日的集會上匿名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她參加了過去兩個週末的集會，來支持自己的同胞，了解台灣民眾對抗議的看法。

她說：“我想了解為什麼台灣民眾依然想要關注這些，還有他們的願望。很多人並不在乎，我知道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有點緊張，所以他們不想關心中國議題，我能理解。”

她也指出：“但我一直很喜歡那些比較關心的人。我有朋友非常支持這個(運動)，還告訴我中國政府逮捕民眾讓他們很震驚、很憤怒。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