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4日

華盛頓— “如果不能說真話，我將持續一個月，720小時，不說一句話。”

從6月1日下午4點，到7月1日下午4點， 堅果兄弟執拗著不開口。

30天裡有那麼幾次實在沒憋住，說了9句話，他抽了自己16個耳光，連續三餐只吃飯，不吃菜。

“自我懲罰嘛，”他對美國之音說。“就像社會上如果權力讓個人閉嘴，個人不閉嘴，他肯定會受懲罰。”

十年前開始做行為藝術時，他給自己取了堅果兄弟（Brother Nut）的化名。

“它在英文裡是瘋子、怪人、難以對付的人，”這位以中國南方城市深圳為創作大本營的80後藝術家說。“我覺得'堅果兄弟'可以表明我的立場和態度。”

或許也正應了這個名字，過去十年中，堅果兄弟做了不少在外人看來瘋狂又匪夷所思的事：

2015年，他推著一台電瓶吸塵器，步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對著天空收集空氣中的灰塵。100天后，他把收集來的霧霾顆粒混著陶土做成了一塊磚。

2018年，他到陝西一個村莊採集當地居民的飲用水，把這些因受重金屬污染的渾濁液體裝進9000個農夫山泉的瓶子，運到北京798藝術區展出。

2019年，他在深圳最大的農民工聚居地收集了400個布娃娃，找來一輛重型挖掘機，隨機夾起散落在地的娃娃拋向空中。它們象徵著那些因拆遷失去升學機會，被城市拋棄的學童。

有人說，堅果兄弟以惡作劇的方式參與現實。他本人說，在中國這樣一個“限制級的環境裡”，藝術是一種抗爭的符號。

過去兩個月，堅果兄弟緊鑼密鼓地執行著多個項目，每一項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做“閉嘴30天”時，他每天變著法兒地用鐵夾子、寫著“404”的封條、麻繩、榴蓮皮、蝙蝠俠面具等道具封住嘴。走在街上，幾位阿姨好奇地駐足觀望，竊竊私語，最後得出結論：瘋子在減肥。

他設立了“真話冒險獎”，向新冠疫情期間敢說真話的記者致敬。

在網上發佈在一篇的文章中，他寫道：

“2020年的春天，新冠疫情來襲，無數生命逝去。權力機器的敘事裡，抹除了個體的悲痛、創傷和真實的掙扎，只留下抗疫勝利的凱歌和光輝。

在真話稀缺的今天，敢說真話，意味著與崇高和宏大的對抗，意味著給歷史留下屬於人類的證詞證言。”

通過73個網友，他眾籌到2萬1220塊2毛6分錢獎金，將這筆錢轉給“真話冒險獎”得主、專訪武漢醫生艾芬的記者龔菁琦。那篇名為《發哨子的人》的報導迅速被官方刪除，卻以52種版本在民間流傳。

龔菁琦收下獎金，對堅果兄弟說：“下次來北京一起喝酒。”

他發起“不受歡迎的詞”計劃，邀請網友在網上寫敏感詞。共有100多網友參與，幾天內就整理出大約1000個“2020年不受歡迎的詞”列表：

從“慶豐皇帝”、 “不換肩”、“總加速師” 到“厲害國” 、“任大砲”、“許章潤”、 “陳秋實”；從“集中營”、“國安法”、 “時代革命”到“P2P”、“三峽工程”、“地攤經濟”、“蘇聯已死”、“不同意的請舉手”……包括萬象。

堅果兄弟說，對於404，人們都習以為常了。有些詞語生來不受歡迎，“它們被禁止公開流通。它們是這個時代的墓誌銘”。

他發現，在這個黨同伐異，人人自危的時代，舉報公眾號也可以是一門生意。黑市的人給他報價，500塊錢就能招募一批水軍，封掉一個公眾號。

他花了50塊錢舉報《環球時報》，權當一種政治實踐。有網民看了說要效仿，《環球時報》新媒體部主任郝珺石在微博上回懟：你丫試試。

他又突發奇想，在微博上發布招募啟事，尋找“1000個五毛”，每人發五毛錢，幫他封掉自己的公眾號。啟事發布當天，他的微博就炸號了。

“其實我做創作都是從自身的遭遇出發的。關註一個人如何活得有尊嚴，”堅果兄弟對美國之音說。

從關注空氣污染、水污染到農民工的困境，再到當下的言論自由，會不會覺得自己離政治的紅線越來越近了？

“確實是離紅線也越來越近，” 堅果兄弟思考片刻又說：“不僅僅是我自身的原因，這個紅線它會移動。它朝我越來越近，不僅朝我，可能朝所有人都越來越近。”

被國保找去喝茶時，警察衝著他的鼻子說，“藝術家都是垃圾。”他挺吃驚。後來，他曾想找一隻鸚鵡，教它說一句話：“藝術，垃圾。”

去年，在做一個反金融詐騙的項目時，他被湖北老家的警察跨省抓捕，以尋釁滋事罪名關了10天。

“半夜直接敲門，我被驚醒了。門是反鎖的，他們就不停地敲，”他回憶。“開了門就直接押上警車送回老家。”

出來後，他照例做著他的行為藝術。“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那我就關注這裡的題，”他說。

儘管中國的情況很糟，但堅果兄弟告訴美國之音，他還沒絕望，總想著做點東西改變些什麼。

“活著不僅僅是一個很殘酷的真相，還是要相信有一個未來，” 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