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日
激烈的美國大選揭曉在即，無論特朗普連任成功，還是拜登成白宮新主，下任美國總統都將面臨未來四年美中關係走向的新挑戰。
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了六位專家，就美國對中國的定位、經濟貿易、網絡安全、人權、台灣等5大議題為下任總統提出建議。
下任美國總統應如何明確定義中國至關重要。中國究竟是美國的競爭者（Competitor）、敵手(Adversary)，還是敵人(Enemy)，將界定美國對華關係的性質，並預示其未來走向。
定義中國：敵對與合作混合的競爭關係
溫斯頓·洛德（Winton Lord）是近50年前美國打開中國大門外交的參與者；他曾在共和、民主兩黨政府中任駐華大使和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洛德大使告訴美國之音，下任美國總統應繼續現政府對中國的定義，即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他認為美中“所有關係將繼續是一個競爭性混合體，有些敵對的熱因素，還有些有限的合作因素”。
洛德大使認為，中國不是美國的敵手，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全面性敵人，不是一個必然導致衝突的敵人”；不過他指出，“儘管美中之間有競爭與合作，無論（中國）在人權、對台灣的威脅，還是對我們社會的滲透，我們都會在這些領域裡反對他們。”
洛德大使強調，美中關係目前的狀況很大程度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造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美中關係中有對抗的成分，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陷入衝突或讓中國徹底成為敵人。這只是意味著兩國關係存在著緊張，特別是由於中國最近在國內外採取的需要我們加以管理的行動。”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杰榮(Jerome Cohen)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的國際法律啟蒙者，也是為中國的異議和維權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最多的美國法律專家之一。
現年90歲的孔教授認為，下屆美國總統不應將“與中國關係的複雜挑戰過於簡單化”。“我不認為一個單詞或一句話可以概括出一個足夠的可供考慮的戰略。為了既簡單又足夠，我有個公式，稱作4個C”。”即合作（Cooperation）、競爭（Competition）、批評(Criticism) 、遏制(Containment)。
雖然孔杰榮也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競爭者和需要遏制的對象，但他更強調美中合作。他說：“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與中國合作。在氣候變化、環境和經濟領域；還有在那些我們沒有多少經驗的安全領域：太空和網絡，北極和南極，所有這些領域都急需更好的規則、秩序和安全。而要沒有美國與中國，以及其他大國的合作這是不可能達成的。”
孔杰榮也認為下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中要有“與蘇聯打交道時所採取的冷戰政策”。因為“美國確實需要強有力的防禦，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認為必須採取的防禦措施。”他認為，“中國也需要遏制自己。它已經在遏制美國。中國需要限制其過分積極的軍事主張和政策。因此，雙方都需要，可以叫做相互遏制。”
孔杰榮認為，“我們需要合作；我們需要競爭，這不可避免；我們需要批評，雙方都要自由表達，需要更多中國不透明社會的信息；我們需要雙方各自遏制自己的軍事力量，我希望美國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但是以有限度的方式，因為我們需要將更多資源不是投入軍火而是改進我們自己的社會，幫助其他群體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因此這是很複雜的。我們無法將美中關係的外交政策用一個詞來概括。”
範亞倫(Aaron Friedberg)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擔任羅姆尼總統競選團隊的國家安全顧問。
範亞倫認為，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但不是敵手。他認為，下任美國總統很重要的工作是指明中國對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戰，“不僅對美國而且對自由民主國家的所有挑戰，這種挑戰全面存在於一系列領域中，包括經濟、技術、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等。
範亞倫指出，美國下任總統必須正視這些挑戰，在對華政策上不光要防守，還要主動出擊。
“我們必須抵擋住(雙邊關係)重啟的誘惑，想當然認為過去四年中快速湧現的問題只是本屆美國政府的政策使然。我不認為如此。我認為，只有防守政策將不足以應對。我們需要採取行動，讓中共政權對所其採取的一系列日益挑釁的政策付出代價。”
範亞倫認為，基於對中共列寧主義政黨本質的認識，美國下任總統的短期目標仍然是回擊中國的挑釁性政策；長期而言，雙方能否合作要看中共領導層是否改變。
“這是一個列寧主義政權，致力於在國內維持政治權力的壟斷。其領導人對政治和政治競爭抱持非黑即白和零和的觀點。他們的目的是讓他們自身的權力最大化，在國際體系中讓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力量最大化。”
“由於這個政權的本質及其現任領導人所想要取得的目標，我們將會經歷一段時期的競爭加劇。我們必須對此有現實的認識。”
範亞倫(Aaron Friedberg)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擔任羅姆尼總統競選團隊的國家安全顧問。
範亞倫認為，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但不是敵手。他認為，下任美國總統很重要的工作是指明中國對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戰，“不僅對美國而且對自由民主國家的所有挑戰，這種挑戰全面存在於一系列領域中，包括經濟、技術、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等。
範亞倫指出，美國下任總統必須正視這些挑戰，在對華政策上不光要防守，還要主動出擊。
“我們必須抵擋住(雙邊關係)重啟的誘惑，想當然認為過去四年中快速湧現的問題只是本屆美國政府的政策使然。我不認為如此。我認為，只有防守政策將不足以應對。我們需要採取行動，讓中共政權對所其採取的一系列日益挑釁的政策付出代價。”
範亞倫認為，基於對中共列寧主義政黨本質的認識，美國下任總統的短期目標仍然是回擊中國的挑釁性政策；長期而言，雙方能否合作要看中共領導層是否改變。
“這是一個列寧主義政權，致力於在國內維持政治權力的壟斷。其領導人對政治和政治競爭抱持非黑即白和零和的觀點。他們的目的是讓他們自身的權力最大化，在國際體系中讓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力量最大化。”
“由於這個政權的本質及其現任領導人所想要取得的目標，我們將會經歷一段時期的競爭加劇。我們必須對此有現實的認識。”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1960年17歲時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先讀東亞歷史，後攻政治學，研究中國政治超過半個世紀，有關中國的單獨著述或合著不下15本。
黎安友認同美國官方對中國的定義，“同行競爭者”(Peer Competitor)。黎安友說，這是兩三年前白宮在諮詢了其他機構後發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概念，“這是個好概念”。
但黎安友不認為現在的美國政府有一個統一的對華政策，“它很分裂，特朗普的政策是打貿易戰，蓬佩奧的政策是推翻中國共產黨，而其他一些官員的戰略則是堅持對等。”
黎安友認為，將中國視為百分之百的敵手是錯誤的，“因為在我看來，中國並不想推翻全球體系或取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它確實想與美國競爭其影響力，包括在亞洲的軍事影響力以及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影響力。所以這是競爭。因此，如果我們將其視為競爭，我認為重點應轉移到美國，即更好地加強自身，發展經濟，改善政治體制，以便我們可以與中國競爭。”
黎安友對中共的看法也不同，“中國共產黨跟冷戰時的蘇聯共產黨不同。蘇共要將社會主義傳播到全世界，他們要推翻其他國家的政府、建立共產主義政府。在我看來，中共沒有這個野心。他們沒有試圖讓歐洲和非洲的其他國家採用中國的意識形態或中國的政治制度。我認為中共要的就是保持其在中國的政權，使中國成為一個大國，使中國為著自己的利益被全世界接受。但它並沒有要推翻其他政府。”
章家敦(Gordon Chang)是對華採取強硬立場的時事評論家和專欄作家，2001年因《中國即將走向崩潰》一書聞名。
章家敦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因為他們一直在惡意襲擊美國。 現在，我們有22萬6千美國人被北京故意釋放的病毒殺死。 我們不知道這種病毒是如何開始的，是自然產生的還是實驗室製造的。 但是，我們知道習近平在12月和1月採取了措施，他知道其結果必然是這種疾病會傳播到中國境外。因此，這是惡意傳播這一疾病。 ”
對華貿易政策- 關鍵領域脫鉤已成定局
特朗普政府通過強制性關稅對華展開貿易戰。今天一月美中雙方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新冠大流行重創美中乃至全球經濟，協議能否最終完全執行前景不明。但貿易戰加速了美中供應鏈的脫鉤。下任美國總統應採取什麼樣的對華貿易政策？
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肯定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政策所針對的雙邊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中國多年來一直採取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利用違反世貿組織準則，獲得不正當優勢，竊取知識產權，迫使美國公司轉讓技術等，所以我認為確實存在著問題，現政府已經正確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我認為其應對並不有效。”
洛德大使認為，下任美國總統不應將重點放在關稅上。“我不會取消目前的(貿易)協議，但我會嘗試在知識產權、對中國公司的補貼、以及網絡盜竊經濟秘密等議題上取得更大進展。”
關於美中經貿脫鉤問題，洛德認為，應該是有選擇的而不是全面脫鉤，“不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實行的一刀切方式。在某些其它領域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我原則上是同意的，但那是使用砍刀而不是手術刀。”
他表示，美國應該非常小心，有些對中國供應物品的依賴必須打破，“如關鍵的安全物品，未來大流行中需要的關鍵物品，藥物、稀土等礦物，像這些有選擇的領域；還要與我們的盟友合作，加強我們自己的國內生產，或者至少要依靠我們自己的計劃而不是中國的。”
洛德認為，發動全面貿易戰、全面脫鉤最終會造成對許多美國工人、美國出口和一些行業的不利影響。他認為，選擇性脫鉤正在發生，集中在精準領域，而不是全面鋪開。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認為，特朗普對華貿易戰是失敗的。“它並沒有對中國經濟造成任何根本性變化，也沒有改變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特朗普說，中國為關稅付了代價，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的消費者為關稅買了單。我認為貿易戰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太大損害，因此是完全失敗的。我也不認為貿易戰應該繼續下去，或應該加強它。我認為這行不通。”
黎安友認為，美中經貿脫鉤是個複雜的問題，關乎安全的領域不可避免地將會脫鉤，“高科技領域無論是否發生貿易戰，都將發生脫鉤”。但在製造業、原材料等許多其他領域，不會完全脫鉤。以iPhone製造商為例，“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蘋果公司製造出這麼多高質量的iPhone。但這僅僅是很多事情中的一個例子，美國與中國建立經濟關係別無選擇。”
黎安友認為，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在貿易上將安全考慮與經濟考慮分開。“如果存在安全隱患，包括間諜、技術盜竊，那麼政府應加以乾預，以防止美國被利用。舉個例子，當一些中國公司想在美國投資購買一家公司，以便從該公司獲得技術時，如果該技術對安全至關重要，那麼美國政府應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其次，黎安友認為，應重返“奧巴馬政府達成、特朗普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這樣的多邊安排(TPP)，與中國周圍其他國家建立穩固的貿易關係，並製定激勵中國遵守這些規定的規則，我們應該還以類似的方式使用已有的規則，使用法治、外交手段，敦促中國在其經濟不公平的地方做出改變。”
第三，黎安友認為，美國應堅持自由貿易，不用關稅武器。“我們必須像通常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與中國進行貿易，並且不要使用關稅試圖對中國施加壓力，因為它不起作用。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範亞倫則認為，下任美國總統不應將中國當作正常貿易國。““我們必須重新調整我們與中國經貿關係當中的許多方面，部分是由於中國一直採取的那些政策，部分是由於中共政權的本質。在我看來，我們不能繼續將中國祇是看作另一個正常的貿易夥伴，因為中國不是。”
但他在安全考量和關稅問題上與黎安友分析基本一致。範亞倫認為，應繼續現有的一些政策，比如加強審查中國公司對美國高科技領域的投資，對某些敏感技術的對華出口需要申請出口許可，重新調整某些供應鏈。但他不認為應當繼續對一些來自中國的消費品加徵高額關稅，對於兩國間一些不涉及戰略敏感的貿易沒有理由去改變。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全球化造成了好的資本主義反而比不上壞的資本主義的狀況。“偏偏像中國這樣的專制政府，充分利用它的低人權優勢，反而造成了更高的競爭力。”
胡平說，固然過去20年美中經貿交往的結果雙方都得利，但是得利的程度和方面大不一樣。“在美國，得利的是跨國資本，而一般勞工的利益受到損害；在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也會得到好處，但最大的獲益者是專制政府，強化了專制政府的力量。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因此胡平指出，美國採取必要的保護主義在所難免。但他認為，貿易戰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認為，即便是要實現涉及國家安全的高科技產業與中國脫鉤，要做到的前提是跟其他自由民主國家聯手，“因為只有在建立起全球性的民主同盟之後，脫鉤才能達到目的。否則沒跟對方脫開反而把自己孤立起來了，結果更糟糕。”
一向尖銳批評中共的時事評論家章家頓認為，無論誰贏得2020大選，美中貿易協議可能都將無法繼續下去。他認為，如果拜登當選，他會結束貿易戰，“拜登已經明確表示，他不喜歡特朗普總統根據特別301條款對中國施加關稅……拜登總統將重新嘗試與中國進行談判的失敗政策。”
章家敦認為美中貿易協議不會繼續，“因為中國沒有遵守第一階段的貿易義務……對中國而言實際上只買東西是最容易做到的…….我認為特朗普會意識到不可能與中國進行談判，他們沒有誠意。因此，我認為他將結束協議。”
章家敦表示，下任美國總統要實行的對華貿易政策是雙方完全脫離，“切斷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切斷對中國市場的投資，切斷與中國建立研究夥伴關係的對美投資，在最大程度上切斷與中國的關係。”
科技與安全- 對華為的製裁十分必要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頂尖科技公司華為的製裁使其被幾乎所有西方國家排除在5G網絡建設之外。但針對TikTok和微信的禁令均在美國法庭遇阻。在高科技和網絡安全方面，下任美國總統應採取何種政策？
幾乎所有受訪者- 無論立場自由還是保守，都認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國高科技巨頭華為非常必要。
洛德大使說，華為以及其他中國的應用程序構成了對美國的普遍性安全挑戰：“關於網絡安全，我們不應該模糊，應該盡一切可能反擊，並保護我們的利益。特別是在涉及竊取經濟信息或安全技術信息時。”
孔杰榮說：“我一分鐘也不會相信我們應該輸入並採用華為或中興這類技術。這很危險。無論華為怎麼說，它都是中國政府的工具，對於我們許多了解情況的人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
黎安友說：“我們不應該使用華為設備，因為我相信華為聽命於中國政府的指令，即使他們說沒有這樣做，其設備可以在發生網絡衝突的情況下用來監視或傷害美國。”
多數受訪者認為，如何處理類似TikTok和微信等應用程序可能是對下屆美國政府的挑戰。洛德大使說，要區分網絡間諜跟每個國家都在做的情報蒐集，在這方面也應該“用手術刀而不是大砍刀。”
他還認為，要與美國的盟友緊密合作，“呈現一個聯合陣線，制定一致的政策，一個能區分實際安全擔憂與維護美中兩個社會間通常是積極方式聯繫的政策。”
孔杰榮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引用國家安全關切來製止與中國合作的現實問題，也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用一般原則只能走到這裡，我們必須研究每個個別案例，那將是對新政府的挑戰。”
範亞倫表示，應在高科技領域實行對等原則， “如果中國禁止西方企業在中國市場運營他們的應用，為什麼西方國家應當允許中國企業在西方市場運營他們的應用。這是公平的問題。”
章家敦對此表達得更為斷然， “我認為下一任總統就應立即禁止微信和TikTok以及所有其他中文應用程序。如果聯邦法院不喜歡，那我們就根據《1917年對敵貿易法》的規定來認定中國，因為這會使聯邦法院更難推翻禁令。”
章家敦說，“我們應該讓中國為盜竊美國知識產權付出最大代價。他們每年竊取數千億美元，因此我們對中國的製裁應為每年數千億美元。”
對華人權政策- 如何讓北京付出代價？
特朗普政府對中共在新疆、香港的人權侵犯施加了極為嚴厲的製裁措施，對抗中共的人權侵犯也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但是，北京在國內外的人權侵犯行為並未因此收斂或改變。對此，下屆美國總統應採取什麼樣更有效的對華人權政策？
洛德大使認為，下任美國總統必須繼續公開和私下就中國人權問題大聲疾呼，並在製裁或言辭批評方面盡可能獲得更多國際聲援。
洛德大使認為：“在人權努力上不僅現任政府而且過去的政府都始終處於巨大困難之中，因為中國共產黨置政治控制和政治制度高於一切，為了維護這一點，他們願意付出代價。在習近平的統治下情況更是如此，在國內，對新疆實行野蠻政策，破壞香港的自治使之成為另一個中國城市，以及鎮壓中國人民等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使習近平變得更具鎮壓性。”
洛德認為，下任美國總統的對華人權政策必須現實，人權問題不能完全駕馭美中關係、主導議程。“我們有安全、外交和經濟利益等許多必須推動的議題，我們不能把所有這些議題都讓位於人權問題。如果中國人權需要改善，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首先必須來自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本身。我們應該維持我們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因為這既反映了我們的價值觀，也有助於維持美國國內公眾和國會對中國政策的支持，它也給中國的改革者帶來一些鼓勵。 ”
洛德認為，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政策還必須以美國社會自己的榜樣為基礎，他批評特朗普總統，“正在樹立一個非常糟糕的民主模式，使我們在某些同樣問題上向中國的施壓變得虛偽。”
洛德大使希望新一屆美國政府能夠在國內恢復民主、法治、規範和人權，在全球範圍內就人權大聲疾呼，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可以傳遞更有效的訊息。”
孔杰榮教授說，特朗普總統在國會支持下採取了製裁中國人權侵犯的措施是有效的。“我不會說這沒有任何作用，因為自從今年7月1日新國安法生效後，中國沒有試圖製造更多焦慮。”“即使對12名香港人在中國進行起訴也沒有根據新港版國安法。因此，我認為中國正在努力地不要讓人們感到太不安。”
孔杰榮認為，下屆美國總統對北京人權侵犯的態度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港版國安法在香港的執行力度。“儘管他們聲稱，對世界上任何人，只要他們認為有對香港和中國有害的行動和言論，他們都可以行使司法權，但他們尚未採取行動。…….我認為他們在等待，觀察下屆美國政府的態度和行為。”
範亞倫強調，下屆美國總統的人權政策必須能讓北京在人權侵犯上付出代價。“下任總統立即面對的一個問題會是，美國是否應當參加北京冬奧會。由於中共在新疆被揭露的行為，美國國內會有巨大壓力，國會、人權團體會呼籲抵制。然後問題是其他民主國家是否會參加。”
他指出，令人擔憂的是中共現在在回應人權問題時有著過去或是其他威權政府所沒有的傲慢，因為他們相信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
範亞倫表示，美國表明施壓的意願非常重要，“既是希望促使北京改變，更是教育本國民眾有關中共及其所作所為的本質。”
黎安友為下任美國總統提出了促進中國人權的三個槓桿： “首先，我們應該重新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我們應該做很多聯合國人權系統中還沒有做的事情，以保持壓力、繼續關注中國，並聯合我們的盟友和朋友，也就是多邊外交。”
“第二，很重要的槓桿是我們自己的榜樣，美國在世界上的存在。人權和法治的概念，讓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人們都看到這種理想的存在。”
“第三，是中國人民本身，他們是促進中國人權的主要力量，不是我們。因此，我們應該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幫助他們，無論是通過言辭還是通過政治庇護……我相信，如果中國人民想要人權，那最終會發生。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他們。”
章家敦認為，中國犯下的反人類罪足以讓下任美國總統切斷與中國的關係。“這些罪行與大屠殺前的第三帝國的罪行一樣嚴重。這太可怕了。70年來，世界都還沒有看到過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有義務切斷與中國的關係。”
他認為，光是實施對中國的製裁是不夠的，“這是個大一統政權。我們不能小打小鬧地考慮問題。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正在跟一個惡性政權打交道。”
對台灣政策- 戰略模糊還是清晰？
特朗普政府為提升美台非正式關係做了許多工作，包括內閣官員訪台、加大對台軍售、呼籲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等。台灣內部和美國國會已經出現要求美國同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呼聲。與此同時，北京武力統一台灣的言論和行動也罕見地密集出現。下任美國總統應秉持怎樣的對台政策？
洛德大使肯定特朗普政府的對台政策。他說， “其中一個好的方面就是提升對台非官方關係，派高級別官員訪問，但不是挑釁地派國防部長，而是高級別經濟和其他內閣官員訪問台灣；繼續賣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但敦促台灣購買並發展自己的武器預算以應對中國的威脅，如導彈，提高跟台灣軍方幕後協調，避免對中國挑釁。”
但他認為，美國應繼續維持“一個中國”的模糊政策。“過去7、8任美國政府實行的這一政策，保留著與中國的基本關係，起到了保護台灣、並使之成為不僅有繁榮的經濟力量，而且具有中國血統的民主制度的典範。如果朝著正式關係變化，或是宣布正式的安全條約，消除戰略模糊，這樣做極具挑釁性，並有可能導致與中國的衝突，當然會損害更穩定關係的任何機會。因此我們不應該作根本性改變。”
黎安友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重申基於三個公報和《台灣關係法》的美國傳統的對華政策，“即除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在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不設立場。我認為，下一任總統應維持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換句話說，我不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對台灣政策。”
範亞倫也認為，一個中國政策很長時間以來發揮了作用，他不確定嘗試改變是否有利，但不利的是“可能會給予中國藉口，施加更多壓力。” 他認為現實很清楚，“台灣是個獨立的主權實體，一個自治的民主國家，台灣有權保持這個地位。”
洛德大使表示，下任美國總統應該恢復美國對盟國的信譽，特別是亞洲盟國，而不是試圖讓中國測試美國的威懾能力。洛德大使說，還有一項緊迫事務是繼續為台灣在國際組織中取得代表權施壓。
孔杰榮表示，明年是中共成立一百週年。“好以強勢領導人出現的習近平為要能有理由高調紀念這一偉大活動承受著巨大壓力。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比他實現台灣和祖國統一更重要的了。因此我認為，未來幾年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
他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採取的進一步加強台灣的步驟應適度。“必須注意不要走得太遠。我們必須保持在現有的與中國達成協議的範圍內，如果沒有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做出的和平協議，現狀不應有任何改變。”
黎安友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並沒有在不久的將來對台灣進行軍事進攻的打算。“因此，我們不應採取任何行動來觸發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攻擊。更改政策名稱只會增加對習近平使用軍事力量的壓力。我們不想引發戰爭。”
範亞倫認為，美國不應放棄戰略模糊，但美國應當幫助台灣發展防禦政策，並且明確表明，如果中國使用武力，美國會協助台灣。“我們必須幫助台灣抵禦中國。我們同時也必須採取步驟，發出明確信號，如果中國使用武力或試圖脅迫台灣，我們會履行《台灣關係法》下的義務，施援台灣。”
他表示，“我們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共低估我們的決心，低估我們的伙伴和盟友在台灣遭到攻擊時施援台灣的決心。”
章家敦認為，要想避免台灣海峽戰爭，美國就應該明確聲明捍衛台灣。“要記住，在1950年，我們向金日成明確表示我們不會捍衛韓國，結果發生了什麼？他就攻擊了韓國。我們明確告訴薩達姆·侯賽因，我們不會捍衛科威特，結果怎麼樣？他就襲擊了科威特。相同的態勢，我們本可以避免朝鮮戰爭，我們本可以通過非常簡單的聲明來避免海灣戰爭，我們可以說會捍衛韓國，我們可以說將捍衛科威特，然後就不會有朝鮮戰爭，也不會有海灣戰爭。因此，我們不應再犯同樣錯誤。是的，如果我們想與中國開戰，那就不要說我們會捍衛台灣。這是與中國交戰的最簡單方法。但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的最簡單方法，就是明確我們會捍衛堅實民主的意圖。”
章家敦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致力於承認台灣為合法政府。“如果台灣想與美國達成共同防禦條約，我們應該對此持開放態度。應該讓台灣成為像北約這樣的條約夥伴。”
胡平也認為下任美國總統應早日實現和中華民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一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那麼對於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不消說有很大的意義，另外也有力地解決了美國台灣的戰略清晰還是模糊這麼一個兩難的問題，它對台灣的安全就提供了一個更有力的保障。”
胡平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和美國建交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困難。如果美國跟台灣建立正式邦交，中國大陸其實找不出理由來反對。
胡平指出，中共從2000年起就已經悄悄修改了它的一個中國原則，“原來它的一個中國原則要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以及它還要反對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可是自2000年之後，它就只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不再反對一中兩府了。”
胡平說，如果美國在不改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情況下和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那實際上就是實行了一中兩府，因為其前提依然是一個中國，所以中共方面沒有任何理由來抗議。”
胡平問道：“中國既然可以既承認北韓政府又承認南韓政府，那麼美國為什麼不可以既承認北京政府又承認台北政府呢？道理是一樣的嘛。”
胡平表示：“如果美國跟台灣建交了，第一，它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得到了提升，另外它也使得兩岸關係、台灣的安全得到進一步的保障，對兩岸關係比較長久地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有極大好處，所以這不但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