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2日

華盛頓— 12月16號，在美國國會參議院一場題為“通過美國難民政策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聽證會上，多位議員表達了對香港現況的擔憂。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北京正在對香港做的事情，就是他們想對整個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做的事，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是我們當今的柏林。”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為尋求庇護的香港人提供幫助，不僅是道義上的正確行為，也符合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因為我深信香港處於一個更大的鬥爭的前線。這是威權主義與民主之間的廣泛鬥爭。”

自2020年7月1號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北京加大對香港民主訴求的壓制，當地情況日益嚴峻。活動人士黃之鋒、周庭、林朗彥因《國安法》被判刑，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不得保釋，12名企圖乘船至台灣尋求庇護的港人“被送中”。

12月7號，美國國會眾議院一致通過為受到北京政治打壓和迫害的香港居民提供庇護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

法案雖未能在國會休會前獲得參議院一致通過，但多位議員表達了對香港議題的高度重視，包括出自切身經歷的體會。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梅嫩德斯：“作為古巴裔美國人，這個議題貼近我的心坎。我非常了解朋友家人對自由的希望和渴望，被共產主義專政粉碎的感受。”

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布盧門撒爾：“我對這個保護難民的議題有切身感受。我父親在17歲那年來到這個國家，以逃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的迫害。他大部分家庭成員在大屠殺中喪生。從我父親的眼裡，我知道作為作為難民需要得到保護的感受。”

一些香港活動人士似乎也踏上類似道路。他們離開家鄉，前往民主國家尋求自由安全的倡議空間。

十二月來到華盛頓的梁頌恆是首位宣告流亡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前立法會議員。

梁頌恆對美國之音說：“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不論他的政治立場是怎麼樣，他腦子裡面都有一個想法，就是我應不應該離開香港。對我來說，我預想短時間內我可能不能回到香港，但是香港對特別是我們這一輩來說是我們的一切。就是有一種罪疚感吧。走了以後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否則對不起兄弟啊。”

流亡英國的香港活動人士羅冠聰：“我的父親是移民也是難民。他在70年代從中國大陸泳渡香港，這樣的經歷令我反思香港。香港本應是個歡迎所有人的自由地方，而不是一個迫使人們離開這座城市的地方。而實際上，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除了香港本地活動人士流向海外，海外人士亦受《國安法》影響，一些人可能無法再踏入香港。

華盛頓倡議團體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朱牧民是美國公民。他和羅冠聰為《國安法》實施後被港府通緝的第一批人。他說，他被通緝意味著任何一個美國人都可能成為中國政府的目標。

朱牧民對美國之音說：“這是我在職涯和個人生活中接收到的小小榮譽之一，能夠成為這場抗爭的一分子。我不但不後悔，我認為還有更多比我受更多苦、被棄絕和鋌而走險的人。此外，眾所周知，這長存於我的家​​族。我父親在天安門運動的支持工作中發揮關鍵作用，幫助許多異議人士在89和90年逃離，並因為2014年香港的抗議活動被定罪和判刑。”

朱牧民的父親朱耀明牧師是六四事件後協助被中國政府通緝的民主人士前往香港、之後赴西方國家的“黃雀行動”的核心人物。他也是爭取普选和平佔領中環的“佔中運動”發起人之一。

朱牧民表示：“我認為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能有選擇權和自由去支持香港、為香港發聲，是我們最大的好運之一。”

朱牧民說，香港民主委員會不會退縮，將繼續在美國為香港民眾發聲，並為美國港人提供支持，包括協助流亡者安頓和倡議。

紐約支持香港團體NY4HK創辦人楊錦霞同為被港府通緝的美國公民。她自六四事件開始在美國投身民主運動，認為流亡的兩代人有許多相似之處。

楊錦霞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都是年輕的時候出來，因為八九的事情，很多人也坐過監獄。有些人後來搞民運，一生都放在八九上面，平反啊，與中共對著幹，但是經常也有人離開。但是對於中共，好像說到底有沒有真的威脅到它們，或是逼到它。他們的努力在這邊，好像換來一點點的成果，也不是說要把他們推翻，或者是你看到，現在還更加嚴重。所以綜觀來說，我會看到有這個很傷心的地方。”

梁頌恆認為，要逼迫中國政府回應香港現況，採取經濟制裁會是有效方法。

梁頌恆說： “我很希望美國能繼續他們對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支持，包括針對香港金融系統的一些制裁。對中國來說，香港最重要的地位就是提款機，ATM，拿錢的地方。如果你關掉它的這個功能的話，我也挺肯定中國的經濟捱不了這一種衝擊。他就會更容易地被逼回到談判桌上。”

朱牧民認為2020年初開始大流行的新冠疫情雖對香港抗爭活動帶來影響，但香港議題的聲量仍令中國政府害怕，因而加速《國安法》的推行。

朱牧民說： “疫情讓他們能更快進行鎮壓，在沒有任何公開抗議和在香港聚集公開行動的可能下。但即便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間，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港府和中國政府對香港持續在全球引發的關注感到非常恐懼，帶來一種思維，認為對控制整個中國的意識構成威脅。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它們加大打擊力度，並在五月提出《國安法》，迅速通過然後六月開始實施。”

朱牧民表示，《國安法》下，香港抗爭運動走入新的階段，在本地抗爭難度加大的情況下，由美國領導的國際合作格外重要。

在香港民主委員會的線上研討會中，羅冠聰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表示，運動目前處於低潮，但香港人的憤怒不曾減退，即便化為實際行動著實困難。他認為當前公民社會的合作更加重要，應重新思考如何為入獄、身處司法程序和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支持，而這樣的聯絡網和資源正在民間建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