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2日

 

中國將在7月9日到11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互聯網大會,並希望借此平臺推動中國的一大批企業“走向世界”。分析人士擔心，中國共產黨政府正通過中國企業，通過其“數位一帶一路”（也稱“數位絲綢之路”）的輸出，讓中國在全球，特別是周邊國家，打造“一個數位威權主義能夠蓬勃發展的替代系統”。

 

中國打造“內聯網世界”，重塑互聯網標準和治理規範

根據中國官方的新華社的說法，2024年的中國互聯網大會將聚焦人工智慧、數位元政府、資訊技術應用創新、資料安全和國際合作等九個領域。中國互聯網協會說，一大批優秀企業將“通過大會平臺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走向世界。”

但是分析人士擔心，中國正借助這些公司輸出其數位元威權治理模式，對發展中國家的數位發展和互聯網自由產生負面影響。

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科技與民主事務高級研究員凱恩·威斯泰因松(Kian Vesteinsson) 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執政黨以及與政府有關的一些公司正在國際上帶頭推動互聯網的分裂，也就是讓一個國家的互聯網體系與全球互聯網體系分隔開來。”

中國在互聯網及數位資訊領域的發展在過去10年是令人驚歎的，造就了華為、阿裡巴巴等一批資訊領域的龍頭企業，但中國的互聯網生態也十分獨特，即基本與世界的互聯網形成平行宇宙，造就了一個隻屬於中國的防火牆內的內聯網世界。

人權團體近日警告說，互聯網的分裂已經蔓延到了中國周邊國家。

致力於在全球促進言論自由、以《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命名的國際人權組織“第十九條”（Article 19）在近期出臺的報告中指出，“數位絲綢之路”目的不僅在於推進中國科技產業和發展數位基礎設施，還在於重塑標準和互聯網治理規範。

“從自由、開放和聯通的互聯網轉向建立在審查和監視基礎上的支離破碎的數位生態系統，以確保中國和其他威權政府能夠繼續統治。”報告寫道。

“在增強這些國家連通性的同時，讓數位發展成為採用中國式數位治理的代名詞。這種模式與國際人權和互聯網自由原則背道而馳，通過審查和監視進行全面國家控制。”“第十九條”組織亞洲專案主任邁克爾·卡斯特（Michael Caster）對美國之音說。

 

“數位絲綢之路”讓“內聯網”在一些東南亞國家被接受

提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專案，人們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鐵路、港口、或者是機場這樣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而實際上，“一帶一路”中的科技部分，即“數位元絲綢之路(Digital Silk Road)”，在新冠疫情之後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2017年，中國國際主席習近平在第一屆“一帶一路”峰會上提出了“數位絲綢之路”。這個倡議呼籲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包括海底電纜，衛星，5G等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他們在當地資訊通信技術市場的份額。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資料，目前中國的“數位絲綢之路70%”的專案集中在“硬聯通”，也就是基礎設施方面。以中國移動為例，該公司已經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和千兆寬頻網路，開通5G基站近190萬個。

“第十九條”組織的報告通過柬埔寨、馬來西亞、尼泊爾和泰國的四個案例，分析了中國通過華為、中興和阿裡巴巴等科技公司在當地的影響力而提高這些國家政府對於中國的數位元治理模式的接受程度。

以柬埔寨為例，金邊政府在2021年宣佈一項政令，將在2022年2月之前建設一個類似中國防火牆風格的國家互聯網閘道(National Internet Gateway)。該法令意味著網路首先必須連接到政府指定的終端，將限制柬埔寨人民對西方媒體網站和社交網站的訪問。

“第十九條”的報告指出，中國存在於柬埔寨數位生態系統的“各個層面”。近年來，柬埔寨商務部與中國企業阿裡巴巴緊密合作，阿裡巴巴為其市場提供培訓，貿易平臺以及實踐經驗。而華為公司則壟斷了柬埔寨的雲服務。

卡斯特對美國之音說，從中國的五年計劃中可以看到，北京將與其他國家發展數位合作協定作為一個關鍵任務，這包括涉及資訊基礎建設管理等網路安全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在柬埔寨等受中國影響很大的國家，（網路）防火牆被日益正常化，這並非巧合，”他說。

尼泊爾是另外一個例子。2018年，由中國通信建設公司承建的中尼跨境陸地光纜開始商業運營，中國的華為公司也在尼泊爾開展“未來種子”公益項目，為當地人提供5G和人工智慧方面的培訓。

尼泊爾政府在2023年通過一項新的國家資料安全政策，其中表示“將發展和建設內聯網和國有互聯網”。這裡的國有互聯網說的也是所有網站必須通過政府指定的終端。

 

中國式網路防火牆在柬埔寨遭遇抵制

不過，中國在這些國家推進數位威權主義並非一帆風順。柬埔寨政府在2021年提出建立國家互聯網“閘道”，原定計劃是在2022年2月16日投入使用。然而，一直到現在，這個類似中國防火牆的門戶也沒有建立起來。

柬埔寨政府表示，這將加強國家安全並有助於打擊稅務欺詐，解決網路犯罪。不過根據非盈利國際組織互聯網協會（Internet Society）的說法，一旦建立這個閘道，政府將能夠對人們的互聯網使用進行監督和控制。所有流量資料將被保留12個月，並以可追蹤個人身份的方式向政府報告。 這意味著政府能夠獲得金融交易、個人訪問某些被視為對政府構成威脅的網站，甚至是個人所在位置資料。

柬埔寨官方在2022年稱新冠疫情和技術問題將延遲該系統的實施。但分析人士指出，部分原因是柬埔寨政府面臨國內和國際上的壓力。

柬埔寨的公民社會對建立一個中國式的防火牆感到憂慮，並向政府提出抗議。與此同時，私人企業也處於對資料隱私的擔憂而對金邊政府表達了他們的憂慮。國際社會和國際非政府組織也對這個類似中國防火牆的計畫表達了強烈擔憂。

自由之家的威斯泰因松說，柬埔寨“閘道”的推遲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將中國式的數位元威權主義模式融入到一個國家的互聯網基礎設施中是極其困難的。這項工程價格昂貴，需要強大的技術支援，我們看到柬埔寨政府在這些方面舉步維艱，”他對美國之音說。

第二點，他說，就是柬埔寨公民社會和商業團體的聲音確實使得國家對於實施國家互聯網閘道的計畫開始三思。他補充說，商業團體發聲，是因為限制互聯網的使用，或者是要求公司存儲使用者資料，對於公司來說意味著運營成本的大幅上升。

“審查線上言論或使獲取使用者資料將給私營公司帶來巨大的成本。對於那些試圖發展電子商務的政府來說，他們應當記住，一個沒有審查和監視義務的法律環境對於那些正在評估是否要開展該國業務的公司來說將更具吸引力。” 威斯泰因松說。

“第十九條”組織的卡斯特認為，國際社會應當在互聯網自由原則基礎上，擴大可用資源，支持世界各地互聯網發展。

“這些資源應基於人權法和互聯網自由原則，防止中國利用（這些國家的）互聯網發展需求將它的服務包裝成為最容易獲得的選擇，這通常意味著其威權模式的延伸。”他告訴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