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

美中兩國貿易戰升級，媒體聚焦兩國政府互相對對方的產品施加關稅帶來的近期影響。雖然兩國的消費者和出口商近期都將受到影響，但破壞性更大的遠期影響的陰影可能正在逼近，那就是：兩個在過去數十年來互相依存的龐大經濟體的“脫鉤” 。

爭端的核心在於美國希望中國將其貿易政策向其它主要工業化國家靠攏。美國希望中國停止為國內企業進行補貼，停止盜竊知識產權，並允許外國企業公平競爭。美國還對華為這樣的中國通訊企業施壓，認為中國政府可能利用這些企業來監控競爭對手。

最近幾天，美中兩國都開始對對方增加壓力。上周美中貿易磋商陷於停滯，特朗普總統宣布將價值兩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的關稅增至25%。他說，最終將對中國出口美國的五千四百億美元產品全都施加關稅。中國政府週一對價值六百億美元的美國產品施加報復性關稅，並表示如果必要，還將採取進一步措施。

很多專家都認為，在消費者真的能夠感受到新關稅衝擊之前，兩國將會達成協議，然而外界的顧慮仍在上升，那就是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紛爭如果持續，將造成破壞性的影響，迫使全球供應鏈進行重大調整。

實際上，證據顯示有公司已經開始就全球供應鏈進行重新定位。

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地域技術業務負責人保羅•特里奧洛(Paul Triolo)認為，目前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的公司已經開始大量脫鉤，這種情況在家具、服飾和農業產品行業中也已存在。

“美國科技公司已經開始截留對中國境內製造設施的新投資，並將供應鏈遷移到東南亞和其他國家，”他在採訪中說，“他們有一系列選擇，目前'容易'的部分都被移走了。然而在先進電子產品等方面情形要復雜得多。”

要弄明白為什麼這可能具有破壞性，需要人們挖掘美中貿易表面下的深層次原因。

對於貿易的政治說辭往往把問題弄得過於簡單化，而且很多時候沒有弄清全球貿易流的現實。特朗普總統的推特就是這樣。根據這種說法，兩國的貨物交換被稱為零和遊戲，美國消費者只需要進行簡單的選擇：是買在中國製造產品，還是買美國生產的產品。

雙邊貿易與中間產品

然而事實比這要復雜得多。根據美國政府的數字，2018年兩國的進出口貨物總額達到六千五百億美元。從中國進入美國的產品佔2/3，而其組成也不再是上一代的那些便宜衣服和玩具。智能手機、家電產品、電腦和其他貨物不斷越過太平洋到達美國市場。

不過重要的是，這些產品中的關鍵要素，比如說芯片，經常是在美國製造之後出口到中國。這些“中間產品”是美國科技公司的巨大市場。與此同時，中國的中間產品進入美國完工，被貼上“美國製造”的標籤。總的來說，中間產品佔全球貿易流的60%到65%，這進一步顯示了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

重組供應鏈

過去數十年來，這個複雜的製造業關係不斷發展，並融入了兩國公司的運營方式。現在隨著貿易戰的升級，這些公司面臨非常切實的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華盛頓和北京的衝突將迫使這些公司重新打造全球供應鏈，以便為未來發展提供確定性及穩定性。

然而專家們警告說，這是一個長期而艱鉅的過程。

“這些價值鍊和供應網絡高度專業化，而且有自己的特性，”戰略與國際研究所(CSIS)的高級顧問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這樣說，“A公司和B公司可能在同一個領域，但是他們供應鏈的組織方式可能相當不同。”

“至於'脫鉤'的想法，如果你的公司需要大規模組裝工作，那取代中國是很難的，”米勒說，“不是不可能，但是需要很多工作。”如果一個公司已經在中國建立了合格的供應商網絡，那就是難上加難。取代這個網絡可不是撥一下開關，他說，“建立供應商網絡需要時間、精力和資金”。

經濟學家警告說，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不論是從宏觀還是微觀經濟層面上，對美中兩國的影響都會是巨大的。

關稅的代價

潘西恩宏觀經濟諮詢公司(antheon Macroeconomics)首席經濟師伊恩·謝潑德森(Ian Shepherdson)說，僅在美國境內，提議加徵的關稅就將造成巨大損害。他對投資者說，“對所有進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稅相當於至少0.6%的GDP，而隨著公司重建整個供應鏈這個數字可能更大。這對盈利增長有10%左右的負面影響。 ”

另一點是，脫鉤帶來的益處可能並不會回流美國。特朗普總統表示他的貿易政策將使得製造業回流美國，但是更可能的情況是，大多數製造商開始離開中國，並將工廠搬到像越南或墨西哥這樣的低工資國家。

這些預測使得情況已經足夠嚴峻，然而另一個思想流派指出，美中兩國的分歧及其全球影響將帶來更加嚴重的衝擊。

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在“面對全國”(Face the Nation)電視節目中警告說，如果美中兩國真做到了彼此隔絕，特別是在科技領域，結果將是一個兩極分岔的全球體系，給經濟關係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真正的威脅在於，兩國都將採取行動鑄造一座經濟鐵壁，這意味著全球供應鏈的脫鉤，”目前任投資銀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首席執行官的保爾森說, “我們將面對擁有不兼容的標準和政策的兩個體系，在我看來，美國的強大在於創新，我們需要保護我們的科技，保護我們的創新。但是如果我們對其他創新經濟和創業者關上大門，我們將讓我們在全球範圍的領軍地位至於險境，我們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最可怕的前景

歐亞集團的特里奧洛則談及了很少有分析人士願意談及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徘徊在很多商界領袖的腦海裡。

“很多公司現在是頭一次開始把貿易與科技爭端演變成真槍實彈衝突的可能性考慮進來，這種衝突可能是出於事故，或是誤判，或是刻意，”他說，“在未來三到五年間出現真正衝突的可能性上升了，而跨國公司在審視全球供應鏈威脅時會將此納入考量。”

“最好的情況就是與中國貿易停火，中國做一些有限讓步，然而這也不一定會改善這種趨勢，”他說，“美國現在聚焦於中國政治體制的本性、黨對信息的控制、習不願更多放棄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等等，所有這些都助長著' 文明衝突 '的論調，這種論調正在雙方的極端派系中抬頭，削弱了重建信任的空間，而雙方的信任可以說已經就處於歷史最低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