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3日

           

家住北維吉尼亞州的張女士原本寄希望於美國最高法院在一項有關招生政策的訴訟中作出有利於亞裔的裁決，這樣他的兒子進入湯瑪斯·傑弗遜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TJ高中)的希望就會大增。那是一所在當地和全美都數一數二的精英公立高中。但上個月，最高法院決定不受理該訴訟，這意味該校自2020年以來實行的新招生政策可以繼續實施。一些家長認為，該政策對亞裔構成歧視。

為了增加學生群體的族裔多樣性，湯瑪斯·傑弗遜科技高中從2020年開始實行新的招生政策。除了考慮學習成績外，錄取過程還會考慮學生家庭的經濟狀況和所在地等多種因素，但並不考慮種族因素。實行新政策後，學校亞裔學生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的比例則有所上升。

“感到很失望，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張女士對美國之音說。因為最高法院在2023年駁回了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考慮種族因素的招生計畫，顛覆了美國幾十年來實踐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讓張女士一度認為該校為實現學生族群多元化而進行的改革也會被廢除。

湯瑪斯·傑弗遜科技高中是當地華人家長“雞娃”時夢寐以求的名校。張女士表示，該校以數學、電腦科學等理工科類而聞名。由於大多數華人家長本身就有理工科背景，也注重培養孩子在相關領域的發展，因此該校在以入學考試為重要標準招生時，許多華人孩子表現都非常出色。

張女士觀察到最高法院的這一決定在當地華人、印度裔，韓裔等其他亞洲族裔的社群中引起了不少反對之聲。因為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她也打算利用手中的選票，選舉出對華裔更有利的地方和國家領導人。之前一直對美國政治不太關心的她今年開始仔細調查今年選舉中所在地區的不同職位、不同候選人的黨派、族裔、背景和政見。

她同時關注本地一個名為TJ聯盟(Coalition for TJ)的組織。該組織在太平洋法律基金會的幫助下提起了前文提到的針對TJ高中所屬的費爾法克斯縣公立學校(FCPS)的訴訟。該組織表示，此訴訟是為了“捍衛亞裔美國人的精英教育、平等權利和公平待遇”，並堅信“堅信每個學生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接受優質教育”。

張女士告訴記者，有不少孩子即將申請高中的華人家長都加入或者在背後默默支援著該組織。

教育一直是美國亞裔選民參與政治時最關心的議題之一。在美國居住多年的崔凱博士對此有深入的觀察。

“對於我們華人來講，大家關注的問題不外乎就是移民、健康和教育。但有的地方的移民多，有的地方的移民少，健康問題有很多時候可以通過醫生和醫療解決的。教育問題呢，其實是影響著所有的家庭，這也就導致，很多的華人，他們在選舉投票當中更加偏向於共和黨。因為他們要儘量的去消除掉所謂的反向的種族歧視。”他說。

 

教育議題或能改變選民投票習慣

斯蒂芬妮·倫德奎斯特-阿羅拉（Stephanie Lundquist-Arora）是TJ聯盟的一員，也是活躍的專欄作者，撰寫在教育領域激烈反對左派觀點的文章。她的丈夫是印度裔，她認為自己兒子印度裔的身份導致他去年申請TJ高中時未獲得錄取。改革之後，該校降低了對申請學生的GPA的要求，並要求提交和個人背景有關的文章。她告訴記者，自己的兒子認為文章中沒有很多涉及到學術能力，特別是STEM學科（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能力的部分。

她表示這樣的政策就是為了減少亞裔的人數，還將該校排名從全美高中第一滑落至第五歸咎於新的招生政策。

TJ高中所在的FCPS學區是美國最大的學區之一，其中19%的學生是亞裔。改革前，TJ高中錄取的學生中有七成以上是亞裔。根據2023年錄取的資料，黑人學生的比例從全班的1%增加到7%，而亞裔學生的比例從73%下降到54%，占比為多年來的最低。

倫德奎斯特-阿羅拉認為，在大選年，雖然教育並不是人們投票的唯一考慮因素，但是針對亞裔的歧視會影響人們手中的選票。她說：“去年在新澤西州，我看到一個告示牌，我不記得確切措辭，但意思就是民主黨人，不要以為你可以歧視我們，而我們理所當然就要為你們投票。我認為教育是一個足夠普遍的問題，特別是在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它會產生影響。”

她還表示，在總統選舉中，根據民意調查結果，經濟和邊境安全是選民最關心的問題，但是在地方選舉中，教育制度對人們選票的影響會更大。她說：“我認為對於地方選舉，比如說監事會和學校董事會的選舉，這（教育制度）確實有影響。”

哈利·傑克遜(Harry Jackson)也是TJ聯盟的成員。他對美國之音表示，自己雖然是非裔美國人，看似是在學校改革中受益的族群，但依然不支持這項改革。

傑克遜的繼子是該校2024級學生，也是招生政策改革前最後一屆學生。他認為該校非裔和拉丁裔學生人數較少和這些族群的學生在中學修代數、幾何等理科課程的比例較少有關。但現在降低學術方面的錄取門檻，對於學習好的學生不利，包括學習好的非裔和拉丁裔學生。

傑克遜表示，説明有需要的學生不應該按照族裔來進行，而是應該將白人、亞裔、非裔和拉丁裔一視同仁，説明其中有需要的人。

他也不認同民主黨在教育制度上的觀點和政策，並表示這改變了他的投票習慣。“我要投票給那些認真對待學術的人，”他說，“我曾經是一名終生的民主黨人，但是因為我在教育領域所看到的，包括宣傳哈馬斯和反猶太主義，我不認為自己會投票給民主黨支持的候選人。我會投票給其他選項，專注於核心教育概念的。”

傑克遜去年曾競選費爾法克斯縣公立學校董事會成員但未能獲選。

 

華人家長大多反對平權行動

畢業於佛羅裡達大學教育管理系的崔凱博士的研究領域為美國公立教育體系的經費政策，他在過去18年裡為中國學生和家長提供進入美國高中與大學的諮詢服務。他觀察到中國家長中支持平權法案的比例非常非常少。他說：“一旦我們提到平權法案的話，大家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平權法案呢，其實是給了少數族裔優先錄取的機會，而這個少數族裔其實是不包括就是我們所謂的華人。”

在美國，平權行動旨在平衡歷史上針對少數族裔和婦女的系統性歧視帶來的影響，為具有潛力的少數族裔和婦女提供機會。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在一份行政命令中第一次在聯邦層面提出了“平權”。教育領域的平權行動則會在學校招生中將族裔考慮在內。

以湯瑪斯·傑弗遜科技高中為例，自2020年後，該校出於對校內非裔和拉丁裔學生過少的擔憂，決定修改招生計畫。他們取消了長期作為入學流程一部分的標準化考試和申請費，降低了錄取所需的最低GPA，招生官員被要求考慮額外因素，例如學生是否貧困、是否仍然在學習英語或就讀歷來被錄取人數偏少中學。

 

移居美國後仍然“唯分數論”

崔凱認為，華人家長的反對很多時候是來自於在中國生活的經驗，在中國，錄取通過中考、高考分數決定。雖然也有加分和少數民族優待政策，但是“唯分數論”仍然占了主流。

他表示，這些人移居美國後，仍然非常看重孩子的成績。他所認識的家長即使孩子的SAT已經考到了1550（滿分為1600）這樣不錯的分數，也依然希望孩子繼續提升。即使華人家長為孩子進行課外活動，很多也都抱著極其功利的想法。

“穀愛淩入讀斯坦福後，華人家長當中推出了一種滑雪的熱潮，”他說，“一個來自於中國的學生被美國top大學錄取，他在文書當中談到了說自己喜歡吃各個國家的泡面，很多申請美國（大學）的學生的家長也去買泡面。”

崔凱觀察到，在申請大學時，華人家長極其看重“藤校”光環。如果孩子SAT成績很好，考了很多門AP，卻沒有得到藤校錄取，就會得出孩子被種族歧視這樣的結論。他表示：“每一個人都想要一個公平，對於我們的很多家長而言的話，所謂的公平就是我的孩子的分數是最高的，他就應該去到更好的學校。我認為呢，這是我們對於美國大學或者說中學的招生政策，瞭解的不夠全面。”

加州的華人曾經參與反對加州的一項允許公立學院和大學採取平權行動的法案，最終該法案沒有通過。但崔凱告訴記者，即使平權法案未通過，也不代表高分就能入讀名校。

“現在的加州大學有13項明確的招生標準，其中涵蓋了學術，活動，學校背景，學生個人特點，領導力，志願者活動等。此外，很多大學也在使用holistic review，即: 全面審核的方式，這樣的話，華人擅長的高分，GPA, 標準化考試的優勢，將不會成為一個優勢。另外，傳統的藤校的錄取過程中，針對校友子女，捐贈人子女，運動員群體都會有所傾向，而不一定是分數優先。”

崔凱博士本人則是平權行動的支持者。他說：“我的觀點是在沒有更好的替代性政策出臺之前，我是支持平權法案的，在教育這個方面呢，可能支持民主黨的觀點會更多一些。”

崔凱認為公立教育和精英教育不同，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確保水準公平(horizontal equity)，更要確保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ty)。在教育學領域，水準公平是指資源的平等分配，而垂直公平則意味著資源應向有需要的人傾斜，而不是追求絕對的平等。

但他也承認，這樣資源上的傾斜，確實不是完美的政策，也可能產生逆向歧視，但對策應該是找到更完善的解決方針，而不是全盤放棄平權行動。

 

華人移民二代反對“內卷”和“雞娃”

在加利福尼亞州奧蘭治縣(Orange County)的周先生近幾年在兒子們的影響下，漸漸成了平權行動的支持者。

他在十多年前帶著兩個兒子通過投資移民的途徑到了美國。剛來美國那幾年，他和身邊的華人家長一樣花了許多錢“雞娃”。

“花錢讓他們學高爾夫球，學馬術，請了各種家庭教師，找留學顧問，甚至還想過要不要去大學裡捐一個獎學金，這樣我兒子成績差一點也能進好大學，”他告訴記者。當年加州要採取平權法案，他周圍不少華人家長紛紛發聲，或者捐款或者打電話給當地政要，他也在停止平權行動的請願書上簽名。

反而是他當時在讀中學的大兒子非常支持平權行動。他說：“我的兒子覺得我的行為是不承認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他覺得我這麼想很丟臉。”也因此，他們父子之間有一陣子關係非常緊張。周先生回憶道：“我給他安排了各種課外輔導班，還有各種有助於申請大學的夏令營，實習，但是他反而喜歡去做義工，去食物銀行給窮人發吃的。”

大兒子SAT考了1300多分，成績不差但是在華人家長眼中卻遠遠不夠，可是大兒子寧願做義工也不願意去上補習班。但最後大兒子出乎意料地“爬藤”成功，進了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我想來想去，可能他那些做義工的經歷確實讓他和大多數中國人的孩子看起來不一樣，”周先生說。

在大學中修讀政治學的大兒子的研究方向和底層居民福利制度有關，他也把周先生成功說服。如今，周先生自己也開始反思“唯分數論”，在兒子的影響下，他開始瞭解平權運動背後的歷史和背景。如今他的小兒子也到了要申請大學的階段，他覺得和周圍忙著“爬藤”的家長相比，自己有點格格不入，但他已經決定讓小兒子自己選擇想要申請的學校和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