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5日
美國衛生當局正在研究中國、韓國和其它國家利用手機資料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做法，以探討如何在抗疫行動中部署大數據。對此，美國議員和維權組織對隱私保護和民權自由問題提出了關注。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現有資料使用有限。美國沒有使用手機位置資料來追蹤接觸過病毒的個人。公共衛生官員只是利用這類資料來觀測疫情趨勢和熱點地區。
但是，一旦新冠病毒病例數位增長減緩，川普政府和各州州長採取行動解除居家令和其它拉開社交距離的措施後，其它國家所使用的、成功度各有不同的”接觸者追蹤”技術，有可能在美國也大行其道。
“接觸者追蹤”是一項公共衛生程式，用於識別與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並且進一步搜集這些人的額外資訊。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監控與網路安全顧問詹妮佛·格拉尼克說，當病毒檢測變得更為普遍時，”接觸者追蹤”有可能派上用場。
但是她警告說，對這類電話資料的任何使用都必須是透明和自願的，而危機一旦過去，這些資料必須被銷毀。
在上星期與媒體的一次電話記者會上，格拉尼克說：“當收集資料有助於公益的時候，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盡可能地保護隱私，並且有效地使用這一工具或資料。”
歐洲聯盟落實地標性的隱私保護規定《通用資料保護條例》(GDPR)兩年來，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一直敦促通過類似法規，保護美國消費者。
如今，人們越來越重視使用資料來抗擊新冠病毒，而同時，對隱私保護的擔心也被推到檯面。
上星期四(4月9日)，參議院商務、科學和運輸委員會透過互聯網，召開有關大資料和新冠病毒的首次國會“檔聽證會”。委員會主席、密西西比州聯邦參議員羅傑·威克在開場聲明中說，對個人資料的任何使用都必須保護隱私。
“減少隱私風險的起點是，瞭解在追蹤社交距離措施遵守情況時是如何收集消費者位置資料和任何其它資訊的。同樣重要的是，瞭解這種資料是如何被匿名化的，以去除所有個人驗證資訊並防止個人被重新識別。”
委員會的首席民主黨成員、華盛頓州聯邦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警告不要“倉促做出決定，掃蕩式收集大量不相關的資料集“。
坎特威爾說：“而且我們必須警惕政府對我們的個人資料發起定義模糊和不透明的行動。因為在緊急時期臨時放棄的權利和資料，要收回時可能就很難了。”.
去年，威克和坎特威爾都推出隱私法案，希望讓美國消費者得到與歐盟GDPR類似的隱私保護。
美國之所以推動更多使用手機資料資訊以抗擊疫情，部分原因是中國、韓國、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國家做出了類似努力。
在中國，政府收集千百萬人的手機位置資料，目標是查出與病毒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政府利用被感染者的位置距離來找出接觸者，對他們進行測試，如果必要，還將他們隔離起來。
這是中國控制疫情的幾項手段之一。
ACLU在上星期公佈的一份白皮書中說：“這種追蹤是中國一直在展開的舉措的一部分，在遏制病毒方面似乎取得了成功，因此增加這類追蹤的吸引力。”
ACLU在白皮書中列出這一手段的幾點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是，基站定位資訊和GPS資料並沒有精確到具體標明兩人彼此有“密切接觸”的程度。
ACLU高級政策分析師傑伊·斯坦利說，中國發現，基站定位資料“產生太多的假陽性”。
斯坦利說：GPS資料“可能足以說明你曾經在某座清真寺或墮胎診所附近，但是並不足以發現你的距離是否足夠近，有可能接觸新冠病毒疾病”。
其它的問題是：電腦的演算法並不總是可靠，而手機位置資料分佈在“由侵犯隱私的公司所組成的整個生態系統”之中。
在韓國，當局在部署大數據方面採取不同的做法。
韓國官員使用被感染者的手機位置資料來追溯其行蹤，然後通過手機應用軟體和網站，將被感染者經過“匿名化“處理的位置歷史公佈於眾。如果有居民透過應用軟體得知他們有可能接觸感染者，這些居民立即接受檢測。
然而，ACLU說，韓國當局雖然有效遏制疫情，但他們“資料匿名化工作做得並不好”。
白皮書提到，“比如說，一則警訊通知民眾說，蘆原區某43歲男性居民，在麻浦區上班時參加一堂性騷擾課。”
在美國，當局一直避免使用這類侵入式的技術。他們主要利用手機位置的整合資料來觀察疫情趨勢和疫情熱點地區的人流出入。
專家們說，這種整合式的位置資料通常不構成侵犯隱私的擔憂，他們涉及的是大批人群而非具體個人行蹤的資訊。
然而，隨著新冠病毒疫情曲線平緩以及病毒的地理分佈越來越地方化，個人和衛生當局有可能更多使用”接觸者追蹤”技術。
“接觸者追蹤”應用軟體將自我報告的健康狀況和位置歷史結合使用，讓使用者避免接觸病毒。
蘋果和谷歌星期五(4月10日)宣佈計畫聯合開發一個利用藍牙技術的”接觸者追蹤”應用軟體。這項應用軟體讓使用者報告他們的陽性診斷，並可以收到他們與某位被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警告。
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裡安·卡洛警告說，新加坡、韓國和以色列使用的那種追蹤接觸者的數位手段，有很大可能帶來“意外後果、濫用和對隱私與公民權利的侵犯”。
就那些國家的”接觸者追蹤”技術所取得的成功而言，卡洛在參議院商務委員會的書面證詞中說：“它們不是自願的，不是自我報告，也與自我幫助無關，而是由公共官員強制服從，並派調查人員前去面談；而且如果必要，強行隔離接觸者。我認為這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那就是，美國人是否會安心接受這種程度的國家開支和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