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7日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今年是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47年，本月上旬有1342萬人參加了高考，比去年增加了51萬人，據說是中國史上最“卷”高考。是不是史上最“卷”的一次，其實還難說，因為中國77年恢復高考後，當年有570萬人報名參加，而錄取人數只有27.8萬人，錄取比例不到5%，就競爭的激烈程度而言，比今年更甚。78年高考的競爭程度也要超過今年。
不過，不考慮這兩年——中國大學停招了10年，77和78兩年高考某種程度上可算是高考恢復後的過渡階段——今年所謂的史上最“卷”高考也許只是起步，有論者從出生人數推斷，2006至2016年是中國的一個生育高峰階段，這個階段出生的孩子在未來10年面臨高考，屆時每一年參加高考的人數都將打破今年的最高記錄。
“魚躍龍門”改變寒門子弟命運
高考在中國被看作改變命運的機會，這話在絕對意義上是對的。事實上，不但在中國，在任何實行類似高考制度的國家，都如此。因為一個人完成了中學階段的教育，面臨著接受大學階段的教育，如果他進入了大學就讀，表明他今後四年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大學和中學，是兩個本質上不同的學習階段，進入大學，預示著一個人的成年。一般來說，接受過大學教育和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此後的人生會有顯著差別。
但高考和改變命運連結起來，在中國比起其他國家更明顯，尤其在早期。上世紀80年代，中國流行著一個口號，知識改變命運，實際說的是高考改變命運。一個人考上大學，被稱為“魚躍龍門”，如果他出身農民，將擺脫農民身份，進入城裡；如果他出身工人，將擺脫工人身份。他們都會當作國家的後備幹部，吃皇糧，衣食無憂。這無論於個人還是家族，都是非常榮耀的事情，用俗話說，光宗耀祖。
一個人只是通過了高考，其人生際遇就有如此顯著的改變，根源在於中國是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由於社會的總資源有限，人口又那麼多，平均分配到每個人就少，因此，誰擁有特權，成為特權階層的一員，就能得到超過社會平均數多得多的資源。而要躋身特權階層，社會需要一個選拔機制，古代的科舉制和今天的高考，起到的就是為國家遴選人才的功能，它決定誰可以進入特權階層的起碼資格。
中共將特權制普遍化和等級化
中共統治中國後，不但全盤繼承了過去的特權制，還由於生產力沒有得到大發展，同時人口進一步膨脹，國家的特權體系被進一步固化、擴大化、普遍化並等級化。在整個國家特權化後，出於選拔人才進而穩固政權的考慮，也需要且必須為工農等下等階級的子弟開闢一條上升通道，所以高考制度相對顯得公平，表面上對所有階層出身的考生都一視同仁，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被認為是中國最公正和公平的考試，從而成為幾乎所有人都能認可和接受的一項制度。
客觀來看，高考自恢復以來，確實為許多寒門子弟打開了上升通道，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但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強化了社會的等級制和特權制。這個階段持續了15年左右，到90年代中期結束。隨著國家的經濟發展及所帶來的個體自由度的擴大，以及人們擇業觀念的改變和擇業途徑的拓寬，再加上財政負擔的加重，中共開始甩包袱，大學畢業不再和包分配掛鉤，也即國家不再將大學生作為後備幹部培養，這就使大學生作為天之驕子的含金量有所下降。以後高校又擴招，上大學的門檻降低，進入了某種程度的普惠化。雖然高考競爭依然激烈，但大學對人們的吸引力減弱，不再像過去那樣顯得神聖。
這並不是說高考從此不能改變人的命運，但確實比起恢復高考後的早中期來，對許多通過高考這座橋的大學生來說，原來所期待的上了大學後前程似錦的機率大為下降，他們現在要經過更多的個人奮鬥才可能使命運有很大改變。這本來是社會進步的一個表現。然而，問題在於，這種改變命運的機率的下降，更多落在來自城市的中下層尤其來自農村的大學生身上。此乃表明，社會不平等的現象並沒有因為高考的實行，在階層和城鄉間有縮小，甚至還在擴大。
教育資源失衡日益嚴重
究其原因，出在整個國家的教育資源和教育體系，包括大學和中學，在地區、城鄉和階層的配置比過去更畸形。大城市比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比小城市、小城市比農村，更能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不但高校的數量排在全國前列，好大學的數量更占前三，其他省市沒得比，三地高考的錄取率特別是好大學的錄取率，比全國其他地區要高得多，而像廣東、山東這樣的經濟大省，由於省內大學的數量相對其人口不是很多，錄取率在全國排名反而靠後。
相比大學，中學教育在大中小城市間的佈局更為畸形，一流高中基本在大中城市，尤其大城市，小城市難得見到幾所，農村則最慘。隨著出生人口的下降，原來很多鄉鎮都有高中，但後來都被裁撤、合併，現在多數鄉鎮，看不到有高中，農村學生上高中，要到大的鄉鎮和縣城，上好的高中甚至要到省城，上學成本比過去增長很多。
那什麼人能夠上好的學校？在官本位的中國，當然是官僚階層尤其在一個地方握有實權的官僚階層的子女；除此外，就看一個家庭的經濟實力。這並不是說你是大財主，你的子女就能自動上好學校——雖然不排除有錢人通過捐款、賄賂等方式而上好學校的情況——而是你有財力，你在子女很小時就能給他們提供最好的教育資源。中國人講究不能讓子女輸在起跑線上，然而前提是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家庭不殷實，除非子女是天才或者格外勤奮，否則只能眼睜睜讓子女輸在起跑線。
北大、清華招不到幾個農民子女
這種教育理念和現實情形最苦了城市的中產階級，子女的教育費用是很多中產家庭的一筆不菲開銷。寒門子女特別是農民子弟在這種高度“內卷”的教育競爭尚未開始就敗下陣來。特別一提的是農民工的留守子女，從世俗意義上對教育的理解看，他們的身份決定了他們是社會的失敗者，很多留守子女在完成初中教育甚至初中未讀完，就主動退學去打工。坦率地說，多數農民工也不指望其子女在長大成人後有多大出息，能夠找到一個份工就滿足了。
因此，像北大、清華等中國的頂級高校據說多年來招不到幾個農民子女，北大教育學院曾有教授統計，1978年至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生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最近幾年恐怕就更少了。清華的情況也差不多。這是新的讀書無用論前些年一度流行的制度原因。當大學、高中兩個教育階段的優質資源向城市尤其大城市過度傾斜，當貧困家庭的子女先天性輸在教育的起跑線，以及當職業選擇的多樣化後，指望高考能夠改變命運，自然對多數人不合適。
換言之，改革後高考制度的多次局部修正，到今天並沒有降低中國社會的不平等，根子就在於，喊了這麼多年的優質教育資源在城鄉和階層間的均衡配置，在外在條件如出生人口減少的變化下，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比過去更惡化。如果高考這個被認為是相對公正的制度都不能帶來社會不平等的減少，那麼其他本來就不公平的制度就更不可能有此等效應。這從一個側面映照出中國社會總體的不平等，仍處在一個不斷加劇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