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7日

 

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對互聯網大資料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力近乎癡迷，這也造就了他試圖以中國的資料實力支配世界的野心。胡佛研究院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說，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黨國體系正試圖通過企業擴張將世界各地的海量資料引向中國，目的是提高中國的情報搜集和操控外國的影響力。

 

報告：習近平是一個“資料控”

2021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探員在搜查一艘向巴爾的摩港運送上海振華重工（ZPMC）起重機的貨船時，在船上發現了情報收集設備。

這則消息今年3月5日經華爾街日報報導後，並未獲得太多關注。但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馬修·詹森（Matthew Johnson）看來，中國銷往世界各地的集裝箱起重機系統正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布下天羅地網、掌控全球資料野心的一部分。

詹森通過對習近平的講話、中共政府檔和官媒報導的研究，最近發表了題為“中國的資料主導大戰略”（China’s Grand Strategy for Data Dominance）的報告。報告說：“對他的演講進行仔細分析表明，他（習近平）個人專注於控制資料、以及存儲、處理和利用資料所需的‘關鍵核心技術’。”

越來越多的美國國家安全部門決策者擔憂，中國可能獲取有關美國國內外的貨物運輸資訊，甚至掌握美國海外軍事行動的物流情報。一些國家安全和軍事部門官員將中國製造的船岸起重機比作“新的華為”。這些起重機包含複雜的感測器，可以記錄和跟蹤集裝箱的來源和目的地。

詹森認為，在北京的資料管理官僚體系下，所有的中國企業都被整合到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党集中控制的國家資料基礎設施中，目的是在與西方的戰略競爭中為黨的目標服務。他說，這一策略基於一個完全單向的前提：讓中國最大限度地吸收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料，同時盡可能少地讓中國的資料被外界獲取。

 

詹森：一個可控的網路化世界對中國有利

詹森說，習近平的世界觀，是一種控制論（cybernetic）的世界願景。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世界越來越相互關聯，但也越來越是一種可控的相互關聯，中國在這個相互關聯、可控的世界中擁有的控制杠杆越多，對中國就越有利，而且可以從戰略上運用這些控制杠杆來推動中國在海外的利益。”

“這個相互聯繫、可控的世界會有什麼風險？由中國生產或控制的美國基礎設施的關鍵部分可能會受到影響，在與美國發生衝突時可能會被關閉。”他說。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國防情報局在2021年進行的一項秘密評估顯示，北京有能力阻截美國的港口運輸，並有能力收集有關運輸軍事裝備的情報。據知情人士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維吉尼亞州、南卡羅來納州和馬裡蘭州的港口有時被附近的美國軍事基地使用，而這些港口都從振華重工採購了集裝箱起重機，這引發了美國國家安全界和聯邦調查局的擔憂。

美國日益擔憂中國竊取美國商業資料、甚至掌握公民的個人資料。紐約時報6月21日報導說，拜登政府與美國國會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裡一直在研究阿裡巴巴和華為等中國科技巨頭雲計算服務對美國形成的安全問題。知情人士表示，美國官員討論了是否可以在中國公司在美國運營時為其制定更嚴格的規則，以及如何應對這些公司的海外擴張。

美國官員擔心，北京可能會利用中國在美國和國外的資料中心獲取敏感性資料。這與美方對華為、中興等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和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擔憂類似。

 

中國“搶佔”美國資料領域廣泛

詹森的報告說，中國的黨國體系利用企業在商業活動中的資料徵集，已經被用於建立人類個體基因組的資料庫、尋找外國經濟的薄弱環節、挖掘電信網路的商業秘密和情報、操縱網路資訊環境、通過社交媒體掌握外國公民的特徵，並攻擊那些以批判方式報導中國和中國企業的記者。

詹森6月22日在胡佛研究院華盛頓分部舉行的一場座談上說，藥明康得、華大基因這樣的醫藥和基因研究企業正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市場開疆辟土，它們獲取的個人醫療和基因資料都可以被中國政府所掌握。

2020年，美國商務部將華大基因的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原因是這些公司在中國政府鎮壓維吾爾人的活動中參與協助了基因分析工作。

詹森的報告還提到，中國的大疆（DJI）無人機和深圳道通科技子公司出品的Autel無人機在世界各地被執法部分使用。美國巴德學院（Bard College）202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安全部門使用的無人機中，90%是大疆無人機。

根據美國陸軍2017年的一份備忘錄，大疆被指控與中國政府共用關鍵的基礎設施和執法資料。2019年，美國國土安全部（DHS）警告稱，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可能會向中國製造商發送敏感的飛行資料。基於中國資料安全法的要求，中國政府可能會訪問這些資料。

 

習近平黨國體系下的國際資料政策

從中共的權力組織運作角度來看，詹森認為，中國在黨國體系下推行的全球資料戰略根植於國內對政府機構、企業和軍方的統籌和配合。

他說，中共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委員會是中共資料政策的權力和執政核心，也是被大多數人所熟知的網信辦背後的真正權力中樞，正是這個機構影響了許多關於資料和資訊的法規的實施。

他說：“許多圍繞‘大資料’的政策和框架，以及這些政策和框架從一開始就強調的國家和私營部門、市場和軍隊、行為者和利益的結合……也就是說，能夠以商業方式獲取資料，比如與軍方共用資料，是這一資料戰略和議程的一部分。”

詹森認為，西方國家在與中國科技企業交手時，往往因為對中共黨國體系下的運作機制一無所知，忽略了中西供應鏈融合和資料交換中的安全風險。他說，中共的組織結構具備“列寧主義”色彩。

詹森說：“這意味著公共和私人、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區別在根本的組織意義上不存在。”

“中國共產黨有著非常特殊的歷史，在其成立的最初幾十年裡，它是一個地下組織，必須圍繞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國內的法律和政治領域運作。換言之，從組織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一直都很擅長。而習近平本人也對此誇口，說黨的這些特點是它的組織優勢。”詹森強調：“中共一直非常善於將其不同部分聯繫起來，使其能夠謹慎、緩慢且經常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實現政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