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日

 

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正式實施一個多月之後，星期三迎來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這是香港連續第5年沒有團體發起勞動節遊行爭取工人權益，這次只有兩個公民團體分別請願及擺街站，包括社民連4名成員到金鐘政府總部外請願，爭取“生活工資”。

他們批評警方在23條立法後加強監控公民組織的活動。 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去年申請5-1遊行後一度被警方帶走問話，並撤回申請。他今年在荃灣擺街站，爭取清潔工人權益。他還表示已經逐漸適應“被關心及問候 ”。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前的五一勞動節，在香港無論建制或民主派的勞工組織都會發起遊行或集會，爭取勞工權益，新冠疫情下當局以限聚令為由，禁止勞工團體發起遊行集會。

 

社民連五一請願爭取生活工資

社民連主席陳寶瑩等4名成員星期三到政府總部外請願，他們手持寫上“工人權益擺一邊，老闆要求大過天”等字句的橫額，以及一個“窮光蛋”道具，諷刺政府花大錢搞“夜繽紛”活動，但工人們變成“窮光蛋”，不能享受社會的勞動成果。

社民連促請港府設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失業援助金等，並提倡將最低工資調整為“生活工資”水準，訂為每小時61.5港元(約7.9美元)。

 

香港連續5年沒勞動節遊行“教人唏噓”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嘉發宣讀“國際五一勞動節聲明”表示，即使新冠疫情後“社會全面複常”，但香港已連續第5年沒有舉辦勞動節遊行，因此認為“不禁教人唏噓”。

聲明表示，過去4年沒有勞動節遊行，香港工人的勞動條件和民生不斷惡化。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位，香港工人的實質工資從1992年9月到2023年12月，超過11年之間，只是上升了26.9%，但同期香港GDP扣除通脹後(以2023年市價計算)， 卻已增加接近1.7倍。 低工資成為香港貧窮問題這個“深層次矛盾”的根源。

 

批最低工資是“貧窮工資”

聲明批評，港府最近提出的調整，只是將最低工資“無效化”，以最低工資每小時41.8港元(約5美元)計算，工人即使每月工作26日、每天8小時，扣除強積金後 月入只有9,152(超過1,170美元)，以一家四口的雙職家庭為例，最低工資將會比貧窮線還低，最低工資實際是“貧窮工資”！

社民連前主席黃浩銘表示，港府最近承諾最低工資每年一檢，並且“只加不減”，但最新的加幅只有1.8港元，即是每小時最低工資只有41.8港元(約5美元)，他認為是香港的恥辱。

黃浩銘說：“(最低工資)工作一小時，原來是換不到一頓飯的。”

 

質疑工聯會不辦五一遊行呼應夏寶龍

社民連內務副主席余煒彬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工聯會今年以香港已踏入“由治及興”的階段為理由，不申請舉辦五一遊行，但又舉辦一系列勞動節活動，令外界懷疑是回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遊行不是表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他認為這樣只會令工人沒有發聲爭取權益的管道。

餘煒彬說：“民生這些利益議題就很容易被人‘劫’(當藉口)，但問題就是如果沒有一個遊行，即是真正由基層會員、由工友自己發聲的話，我們怎樣能夠確保工聯會 或者工會的領袖講的說話就真是工人的心聲呢﹖”“所以我覺得問題是今日(勞動節請願)的安排，我們只有4個人，真的非常之可憐，但是最可憐的是香港工人，是5年都沒有勞動節遊行。”

 

23條立法後警方加強監控公民團體活動

餘煒彬又表示，社民連勢孤力弱，加上去年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申請五一遊行後突然被警方帶走問話，今年沒有再申請遊行，他又認為就算申請都不太可能獲得批准 。

餘煒彬說：“黃迺元是因為‘不可抗力’的原因失蹤，然後他再次出現的時候，就已經說是因為‘不由自主’的原因；是要取消這個(五一)遊行的申請，甚至連(去年 )三八婦女節的遊行，都是搞不了。即是我們(社民連)幾個人都受到警告，即是所以就是，問題是這幾年來不要說是五一遊行，是任何遊行都沒有，所以問題就是我們會不會去申請(五一遊行)，其實就是我們就是力量微薄，真的背不起這個‘雞頭’(發起人)。”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嘉發表示，23條立法後警方對公民團體舉辦活動加強監控，甚至派出超過20警力全程錄影拍攝社民連五一請願行動，連接受傳媒訪問都全程錄影，這種情況以往較少見。

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和前幹事杜振豪去年取消申辦五一遊行後，今年改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及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名義，星期三下午在荃灣港鐵站外擺設街站，向市民講述垃圾征費對前線清潔工人及物業管理人員的影響。 他們擺立街站時，有多名軍裝警員在旁戒備，亦有警員上前查問。

黃迺元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的經歷最難忘是做不到五一遊行這件事，但是礙於法例所限，不能夠公開事情的細節，亦因為去年的經歷，今年不再申請五一遊行，他又表示，已經逐漸適應“被關心及問候”。

 

[照片]

香港社民連4名成員，23條立法後首個五一勞動節到政府總部外請願，在警方以紅色膠帶圍封的示威區內拉橫額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