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網路截取。
2021年12月9日/官大煊
美麗的境界
諾貝爾獎原來是沒有經濟學獎的，瑞典化學家阿佛烈·諾貝爾(Alfred Nobel)在1896年過世時，遺囑交代將遺產中撥出款項，分成五個獎類，並沒有經濟學獎，而是在他逝世73年之後，瑞典中央銀行才增設了這個獎項。這個增加獎項的動作，自然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畢竟此舉脫離了諾貝爾的遺囑。
但是從大時代的演變來看，在阿佛烈·諾貝爾的時代，經濟學還沒成為一門獨立的學術領域。世界各國在那時只要運用物理與化學所衍生出來的新科技，就足以富國強兵；或以生物醫學的技術突破，就可以撲滅疾病，增進人民的身體健康。至於阿佛烈·諾貝爾為何要設立文學獎與和平獎，這與他所處的動盪19世紀有很大的關係。因為諾貝爾成長於工業革命中後期的鼎盛時代，強國需要炸藥來進行重要的工程建設，這也是諾貝爾發明「矽藻土炸藥」的主要原因，他也因此累積巨大的財富。可是他所發明的炸藥後來被大量應用在戰爭上，造成了更多的人員傷亡，而活下來的人也飽受煎熬，需要被撫慰，於是諾貝爾加入了文學獎與和平獎。
經濟，經世濟民也。但是經濟領域的探討，不在諾貝爾個人的思維中，也不在19世紀大國君主的思維中。而後全球在20世紀上半葉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取得了世界的主導權，歐洲開始重建，世界在1945~1968年間，不再出現大規模的戰爭，人口開始大幅增加，經濟成長成為歐美關注的重點，經濟政策到底該如何制訂，該建立在什麼樣的經濟理論基礎上呢? 越來愈成為各國渴望了解的重點。於是在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決定為諾貝爾獎增加第六個獎項，於1969年首度頒發。
經濟學雖然不是自然科學，但是歸類為「人文學科」領域，其實有點勉強，因為經濟學家解釋他所關注的對象，進而推論出他的看法，或是建立一個理論，必須借重統計學與數學作為工具，才能說服學術界。如果有人說：「抬高勞工的最低工資，會降低企業在當地的設廠意願，反而減少了工作機會。」聽起來似乎合理，但這樣的評論一定是對的嗎? 經濟學家就要設法取得客觀的統計數據來進行實驗，但是他可能需要結合自己或別人的理論架構，才能繼續往前走。可是慢慢他發現變數實在太多了，從教育水準、居民平均收入、外來移入人口、政治干擾、環境議題、衛生條件到地方民情，都是可以干擾結果的變數，實驗的方向該走哪裡呢？理論的架構是否要調整呢？該用甚麼樣的統計方法或數學推論?該要過濾掉那些變數?這就讓經濟學家傷透了腦筋。企業為了獲利，可以用「抬高基本工資，會逼走企業家的設廠意願，甚至將工廠遷至他國」來直接由遊說政府官員，可是經濟學家不能如此驟下斷言。就算經濟學家最後做出的結論與企業的觀點相符合，他的推論方式也要經過學術界的檢驗，如果過程無法通過一步步的檢查，這個經濟學家以後就會被貼上「企業御用」的標籤，從此喪失在學術界的地位。在此為這個議題說了這麼多，其實這就是2021年諾貝爾經濟獎三位得主在多年前面臨的挑戰，當然，這也是他們獲獎的關鍵因素。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由目前任職於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大衛•卡德 (David Card)在「勞動經濟學上的實證研究貢獻」獲得一半的獎金，另外一半的獎金，則是由任職於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及任職於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奎多•因本斯（Guido Imbens）共同分享，得獎的理由是「因果關係分析方法論上的貢獻」，而他們倆所發展出的方法論，為大衛•卡德研究勞工與工資相關的議題，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以上三位學者的努力，推翻了企業一貫主張「調高基本工資，會減少就業機會」的主張，企業要追求競爭力，不是靠著遊說政府去壓制基本工資，而是必須在其他方面來努力。此外，三位同時也透過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外來移民，並不會搶走移入國的工作機會，反而會促進移入國的經濟成長；不過早一點來移民的工作機會，則有可能受到影響。但是整體來說，接納移民是有利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經濟學者透過更好的理論模型與研究方法，將調查轉向「大我」的勞資關係與不同族群相處，發現出可以化解勞資對立的洞見，並告訴世人要尊重移民的貢獻，而不要在經濟面臨衰退時，將弱勢要求增加收入的勞工與移民作為代罪羔羊，如此也可以化解很多社會爭議，這正是2021年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貢獻。
經濟學可以細分為「總體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前者偏向討論對於社會或國家的經濟運作，後者偏向探討較小團體或個人的經濟抉擇，所以(需要用此轉折語嗎？)2021年諾貝爾經濟獎的給獎方向，是「總體經濟學」，你也可以說它是「大我」的領域。不過「個體經濟學」也是非常有趣的，值得我們探討一下。例如2020年的經濟學獎就頒給了「拍賣理論」的新發現者。拍賣方與台下的一群拍賣者，各自應該如何決策，才能達到對自己最有益的拍賣結果，這應該算是「小我」的議題吧？但是拍賣就是一種經濟行為，也需要有經濟理論來引導，也一樣需要高深的數學運算能力來支持，所以不要懷疑，數學家常常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最有名的就是1994年獲獎的數學家約翰·奈許
奈許在1950年以22歲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學位時，於博士論文中提出了「賽局理論」的新見解，這個見解形成了他在1994年獲獎的基本架構。「賽局理論」有時會被稱為「博弈理論」，當你與別人之間具有競爭或對抗性質的行為，就稱為賽局行為，例如下棋或是打牌，你該如何與對手鬥智，才能獲勝，這也是經濟學關注的議題。因為將個人的競爭行為放大，也許就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如果企業精通賽局理論，或許可以用最少的資源就勝過對手。所以從「賽局理論」到「拍賣理論」，你會發現經濟學獎其實也很關注「小我」的領域。
奈許在31歲以後出現精神失調，研究生涯一度中斷，並且在1959年及1961年兩度進入醫院療養，一直到42歲以後才好轉，得以重回學術研究工作。他的這段故事由於非常傳奇，有人幫他寫了傳記，並且翻拍成為電影《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更有趣的是這部電影後來在2002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片中有著奈許在1994年領取諾貝爾獎的橋段，這也是難得看到諾貝爾獎與奧斯卡金像獎之間的連結。
不論是「大我」與「小我」，誠如電影《美麗境界》的英語片名「A Beautiful Mind」，觀察諾貝爾獎得主，在他們的言談之間，幾乎都讓人感受到一個個美麗的心靈。當然在文章的最後，還是要推崇2021年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透過他們對於公共社會事務的審慎研究，為弱勢的勞工與移民爭取到一個更合理的對待地位。學者可以讓世界變成更美麗的境界，這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