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

 

2020年春天，賈澤爾·史密斯（Jahzeel Smith）還是一名高中生，按照計畫，他要在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對此他充滿著期待。然而，由於COVID-19大流行病導致的各種關閉和取消，這些計畫全部泡湯了。

“高中最後一年和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失去了很多，”來自巴爾的摩的21歲的史密斯說。“我沒有經歷過那些。沒有畢業典禮，沒有舞會，沒有高四周，沒有新生周（大學），沒有校園生活，沒有宿舍。那很糟糕。”

史密斯屬於所謂的“Z世代”（Gen Z），即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這代年輕人，年齡從11歲到26歲不等。社會學家、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分校教授潘蜜拉·阿倫森（Pamela Aronson）表示，Z世代的生活經歷了很多重大干擾。

阿倫森說：“這些人是在大流行病最嚴重時期長大的，從那時起，我們就有了很多財務不安全、經濟不安全、社會政治不安全的問題。因此，許多因素塑造了Z世代的世界觀、機遇和不安全感。”

老一輩對Z世代頗有微詞。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40%的雇主不願意雇用Z世代員工，認為他們對職場準備不足。另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相比他們的父母，Z世代更難達到工作上的里程碑。

22歲的加比·德阿布魯（Gabby DeAbreu）在維吉尼亞州擔任技術顧問，她非常重視人們認為的Z世代員工“軟弱”的觀念。

“我總是非常有意識地不去證實這個假設或不驗證這些想法，”她說。“我儘量不在工作環境或專業環境中證實這一點。但與此同時，我不同意這個假設。”

阿倫森也不這麼認為，他的研究重點是向成年的過渡。她說Z世代在某些方面比前幾代人面臨更多挑戰。

“在向成年過渡的過程中，不平等現象有所加劇。文化和規範發生了很多變化，更普遍的是，氣候變化、戰爭、校園槍擊事件和快速通貨膨脹帶來了不安全感。所有這些都給這一代人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阿倫森說。“所以，我持相反的觀點，並不是說他們比前幾代人更軟弱，而是他們實際上面臨更多的障礙，而他們得到的支持卻少得多。”

例如，像《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這樣的支持。按照這部法案，從戰爭中返回的美國人可以得到幫助，來支付大學教育的費用，而史密斯目前無法承擔這些學費。

“我當時正在上學，但由於經濟問題，我無法完成學業，”這位21歲的年輕人說道，他現在是一名社區林業技術員，在巴爾的摩植樹。“他們向我們推銷的是你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你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但事實並非如此。其中有很多變數是任何人都無法控制的，你只能應對它。你被發到什麼牌，就只能出什麼牌。”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史密斯確實希望10年後能夠達到財務穩定並擁有房產。最近的研究表明，史密斯的許多同齡人都持有相同的謹慎樂觀態度，他們對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但對世界卻不那麼樂觀。

“Z世代對世界相當悲觀。......他們經歷了很多深刻的事件，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比前幾代人的時候更加不確定，”專門研究年輕人的資料智慧公司“代際實驗室”（Generation Lab）的首席運營官馬丁·米拉梅紮尼（Matin Mirramezani）說 。

“這是一個悖論，因為他們確實消極地看待世界，但他們非常積極地看待自己的生活，並且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將變成什麼樣子抱有樂觀的看法，”他說。

德阿布魯就是這種情況，她說她擔心過度消費、氣候變化、婦女權利和總統候選人的有限選擇。至於對自己的未來所持的樂觀態度呢？

“如假如我必須給它打分，那麼我會給滿分10分中的8分。我覺得我相當樂觀，”她說。“老實說，我期待能比我的父母做得更好。”

米拉梅紮尼表示，研究表明，Z世代最關心的問題包括醫療保健、生育權、經濟、環境和氣候變化。

“我們看到了氣候變化帶來的更深遠的影響。我們經歷了COVID大流行，現在生成式人工智慧正在深刻地改變一切。所以，這是不斷經歷變化的一代人，”他說。“我認為這體現了他們的韌性，他們已經能夠經歷這些變化並且仍在適應。”

美國心理學會（APA）2023年《美國人的壓力》（Stress in America）報告發現，Z世代成年人的壓力水準高於老年人。美國心理學會的臨床心理學家林恩·布夫卡（Lynn Bufka）表示，部分原因是年輕人比前幾十年的人更容易識別和承認壓力。

“人們有了一種語言來描述他們在情感、精神和心理上的狀態，而我們的日常文化中並不總是有這種方式，”布夫卡說。“而且，當我們考慮這一特定人群時，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低估大流行病的影響。”

布夫卡表示，在Z世代成年人本應獲得與年齡相應的獨立性、與家人分開、發展朋友網路和自我意識的時期，這場大流行病迫使他們與父母呆在家裡。

她說：“在大流行病期間，其中許多事情對於個人來說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預期的一些正常發育成長可能會在這段時間內被推遲。”

在德阿布魯大一的時候，大流行病導致學校停課。

“那是我第一次離開父母......在那一年，我在社交方面蓬勃發展，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大事，”她說。“但是那樣的社交方面被剝奪了。我覺得我有點回到了和父母住在一起時的狀態。”

阿倫森表示，Z世代在許多問題上也感到被老一輩拋棄。

“他們認為老一輩在疫情期間沒有發揮領導作用。我認為這也反映在氣候變化和年輕人的擔憂中，他們感覺許多老一輩忽視了氣候變化問題，並且沒有真正看到學校槍支暴力等事情如何影響了他們。”

阿倫森表示，輔導專案以及在課堂或工作場所中有明確的期待對於幫助陷入困境的年輕人至關重要。她還建議公司提供硬技術技能和軟技能——例如團隊合作——培訓，以幫助大學畢業生更好地適應。

=另一個可能加劇Z世代困境的因素是社交媒體，而前幾代人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社交媒體。這些流行的線上平臺可以讓遙遠的全球問題變得近在眼前。

“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已經深深植根於他們的生活中。獲得新聞的方式與過去非常不同。這顯然對人們的生活體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米拉梅紮尼說。“他們看到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他們十分感同身受。”

社交媒體也會給年輕人帶來壓力，他們可能會覺得自己做的不如在網路上看到的。

“社交媒體就是標準。社交媒體設定了標準，”史密斯說。“以前做普通人就很好。現在，有了社交媒體之後，做普通人就不那麼好了。”